谈谈文革时期的贪污犯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犯的重要区别
经常看到左派网友说文革期间没有贪污腐败，然后用这个来攻击改革开放。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文革期间不但有贪污腐败，而且还出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就是当时任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的王守信。
当然，左派网友大概会说：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犯更多，贪污的钱也更多。
例如今年被揭露的大贪官、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据现在的非官方消息，历年累计贪污金额高达二十多亿，可能算是现在的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了。
本网友认为，要比较贪污的严重性，仅仅看金额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当时的物价。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必须考虑当时的人民币的购买力。
王守信搞贪污的时候是计划经济，而且是文革期间，那时候的物价是很低的，人民币的购买力很高。
按照某些左派网友各自的估算，当时的一元人民币，其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相关资料介绍显示，王守信“自1971年11月起到1978年月止，共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共507,702元”，一共50多万元。
如果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是现在的一千倍来估算，50多万元就相当于现在的五亿多元了，已经与据传许宗衡的二十多亿属于同一个数量级了。
而且，许宗衡作为市长，贪污这么多是可以理解的；王守信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县的燃料公司经理，居然贪污这么多，可以说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由此可见，考虑到物价和购买力的因素，在贪污金额上，文革期间的贪污犯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犯其实是相差不大的。
那么，文革时期的贪污犯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犯之间，有什么样的重要区别呢？
这重要区别就是：贪污的目的和动机不同，贪污来的钱，用途也就不同了。
从以往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犯，贪污的目的主要有两种：
1）为了获得物质享受，所以一旦有了钱就去花天酒地；2）为了行贿以便升官。
据新闻媒体报道，许宗衡贪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行贿以便升官。当然，大多数贪官搞贪污，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花天酒地的物质享受。
在物质享受方面，落马的最高级别贪官、前国家级领导人陈希同也不能“免俗”。
人民网资料《陈希同、王宝森一案》指出：“陈希同在担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 2 件（其中金银制品8 件，贵重手表6 只，名贵水笔4 支，照相机3 架，摄像机1 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而是由个人非法占有。陈希同为追求奢糜生活，还指使、纵容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违规建造了两座豪华别墅，供陈希同、王宝森个人享用。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陈希同经常到上述两座别墅吃住享乐。违规建造的别墅和购置设备共动用财政资金人民币3521万元，耗用服务管理费人民币242万元，吃喝挥霍公款人民币105万元。”
陈希同直接贪污的款项并不多，只有55。5万余元，与王守信的金额差不多。但是，他为了享乐而花的钱就相当多了：两座豪华别墅，每座大约是1760万元。
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实行房地产的产业化，房地产建设的价格成本并不高。因此，这些钱显然是主要花在享乐的设备上了。
而且两年时间就“耗用服务管理费人民币242万元，吃喝挥霍公款人民币105万元”，相当于平均每天耗用服务管理费3300多元和吃喝挥霍1400多元。
如果他是每周去一次，则平均每次耗费服务费两万多元和吃喝费近一万元；如果是每月去一次，则每次要用掉八万多元的服务费和近四万元吃喝费。
那么，文革期间的最大贪污犯王守信，贪污了五十万元，目的又是什么呢？
百度百科的《王守信》词条是这样介绍王守信的贪污动机的：
“王守信，20世纪70年代，任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自1971年11月起到1978年月止，共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共507,702元。。。
王守信当年因“私立秘密黑金库，存储现金近50万元，构成犯罪”， 而且“她贪污的目的在于行贿，为的是得到紧缺的物资——煤炭”。”
也就是说，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的王守信，当时贪污50万元是为了通过行贿而获得紧缺的物资——煤炭。
本网友找到了《福建省地方志》，其中给出了1972年煤炭价格，大约是每吨34元左右。黑龙江省不是煤炭紧缺地区，煤价应该不会超过福建省。
这样算下来，王守信贪污的这50万元，如果买煤炭，能够买大约一万四千七百吨煤。当然，50万元不可能全部拿去买煤，还要行贿。
不妨假设用一半的钱行贿，则可以买大约七千三百吨煤。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王守信买这么多吨煤，又是做什么用呢？那时候还没有价格双轨制，私自出售煤炭属于“投机倒把”。
本网友认为，可能是王守信个人有收藏煤炭的特殊爱好，于是就利用手里的权力，大肆行贿获取煤炭，满足他个人的这种特殊爱好。
综上所述，文革时期的贪污犯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犯相比，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贪污的目的不同。
改革开放时代的贪污犯，其贪污目的是很人性化的，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文革时期的贪污犯，其贪污目的则是很怪异的，往往是为了满足某种非人性的特殊爱好，例如收藏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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