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极度落后的欧洲城市和商业文明（之一）
洋奴学者们说：欧洲从来就重商，工商业发达，所以欧洲是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中国从来就重农轻商，工商业落后，所以中国是农村文明和农业文明。就是这样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今天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
真是如此吗？为了让洋奴们无话可说，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主要以洋人的著作为依据，让历史事实说话。
谈到欧洲古代城市和工商业，首先让我想起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话：一个城邦的最佳规模是五六千人；接着想到的是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的话：“有一件事是很显著的：工业永远同希腊本土无缘。”
既然复述古希腊的什么神庙之类的建筑毫无疑义，为了不浪费时间和笔墨，我们还是从古罗马谈起。
毫无疑问，古罗马是欧洲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据英国人艾德华·吉本撰写的权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面积估计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按这一不很严密的估算来看，那罗马帝国的总人数便将升至约一亿二千万。这一人口数量可能已超过了现代欧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来，在一个统一政府统治下组成的人口最为众多的社会。”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说：“普遍的繁荣促使城市繁荣发展，从而把帝国变成了一个由最繁华的城市组成的机体，其中尤以希腊、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城市为著。”
不过，洋人这里所说的城市，与我们理解的城市在概念上还是有差别的。“每一个城市都规定辖领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市辖区’。这个市辖区或者是古代希腊城邦或意大利城邦原有的领地，或者是因意大利或外省的罗马人而制定分配给新城市或旧城市的土地，这样的城市也许是罗马屯市或拉丁屯市，也许是土著的市镇。”“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由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谓的‘政治’），都由他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罗马的“城市”，是相对于贵族们的大片的“领地”而言的，大致和我国古代的乡村治理模式相似。《罗马帝国衰亡史》说：“据说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1197座……高卢可以吹嘘自己共拥有1200座城市……”由此可知，这些所谓“城市”的规模，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其中大一点的城市到底有多少人口，就不得而知了。
各个城市长官的首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任务，就是确保居民的粮食供应。罗斯托夫采夫说：“许多情况下，城市辖区的大小不足以供应足够的粮食。何况，收成的变化无常，乃是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就是像埃及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中央政府不负责解决调整市场的问题。相反地，在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反而设置了许多严重的障碍。对于皇帝及其所属官吏们说来，国家和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就皇帝而言，甚至可以说，有关紧要的，是如何保证它的权利。因此，他们为本身利益垄断了大量的谷物，用以供应罗马城和他的军队；只有得到皇帝特许状者，才可以从埃及运出粮食。皇帝的大庄田遍于帝国各地，所产谷物为量甚巨，也都用于此目的。这些荒装上所产的谷物，很少出现在公开的市场上。”“无怪乎当一个城市能够保持谷价低廉的时候，就要把这件功绩刻在该城官长提名碑上的市易官姓名侧旁。”可见，帝国政府从来都没有把这些所谓的城市当回事，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那么，这些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罗斯托夫采夫说：“帝国各地沿海和沿河的大城市主要的生财之道就在于进行省际的贸易，而这种商业差不多完全是交易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是些什么人呢？这么多的谷物、肉类、油和葡萄酒，从这儿运到那儿究竟是为了谁呢？毋庸多说，只要精密地研究材料就可以看出，消费量最大的是皇帝征收的公粮，而大多数商人----他们往往又是船主和堆栈主人----都在为皇帝的利益而忙碌。”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实际上是政府物资的转运站、军用物资的补给站，对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那么，这些商人都是谁呢？答案是“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和埃及人，而不是什么欧洲人。罗斯托夫采夫说：“当和平局面来临和东方开始复兴以后，那些意大利人依然落后，而无法同精明的东方人竞争，东方人一直没有把东方贸易的门户要地、即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腓尼基沿海诸港放弃给西方侨民。在公元前2世纪和前1世纪时，叙利亚商人和埃及商人就是从这里派出他们的经纪人到提洛斯岛去，后又派到普特约利去……”。
“另一项致富之源是工业”，而工业，那个时代需求量稍大的服装、毛毯、亚麻制品、玻璃等等产品，无不是被“东方人”所垄断。高卢，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而经营者主要是叙利亚人。也就是说，工业领域，同样与欧洲人无关。
汤普逊教授说：“叙利亚在罗马出现于东方之前，已有一个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业历史。叙利亚人的经济发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尔和西顿两城。他们的繁荣不曾因为亚历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来。叙利亚这个古国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尤其远古的根源。……在罗马帝国中，没有一块地方，甚至小亚细亚各省也没有，比叙利亚继承着更加复杂的遗产。”
因为多方面原因，罗马工商业举步维艰。罗马帝国的工业中，大量使用奴隶，其产品粗糙、技术更新缓慢，就在情理之中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罗马统治者的荒唐举措，主要体现在在这两个方面：
第一，罗马帝国根据他们自己的身份世袭制度，出台了“那使一切手工业变为世袭的一种臭名昭著的法律，规定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再也不能想象有比他更有效地压制创造力和摧残天才的办法了。……在第五世纪中，由于工资的低微、工作时间的久长、赋税的苛重，或在职业上没有兴趣，有成千类万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长此以往，工业岂有不衰退之理？
第二个原因是关卡林立、赋税沉重。“在罗马帝国内完全的自由贸易是没有的，因为有这许多关税势力圈。在它的边界上，征收那叫做‘转口税’的内地通行税，另外对食品，大多城市还课以入市税。……税率也不一致，一个关税势力圈和另一个关税势力圈各不相同，从2%到12%不等，后一项税率起初是对奢侈品征收的。……跟着帝国贫困的增长和赋税负担的加重，转口税率变得越来越大了，到第四世纪那不折不扣的12%税率变为到处实施的税率了。”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流通不畅，工业必然走向消亡。
因此，罗马帝国的工业水平始终是低层次的。所以，在对外贸易中，“大批贵金属，尤其是白银，源源输出国外，流入西亚、印度，甚至中国。罗马帝国不能以相应的国内产品，来抵消输入的东西；结果，它的贸易差额经常是入超的。在东亚文明国家里，帝国的粮食和制造品，却是找不到销路的。”尽管帝国在西班牙一地就有多达四万人开采银矿，但是，“到了第三世纪中期以后，金银矿的出产已不足以弥补这项亏空了。”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到了第四世纪，城市状况达到了这样的严重地步，以致政府强迫有钱人担任官职，并有系统地以消耗私人财富来平衡城市的预算。为了这项目的，使城市官职成为富贵家族的世袭职位。”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也就是说，政府需要依靠盘剥富人，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了。
说到城市，不能不说到罗马城。其实，学者们承认，由于资料的原因，今人比较了解的罗马时代的城市，也只有罗马城。
无疑，罗马城的规模是巨大的，建筑是富丽堂皇的，功能是先进的，配套是齐全的。据估计，鼎盛时期罗马城有常住人口约百万人。世界其他大多数城市，是顺应社会发展而逐步成长期来的，但是，这座城市却不同，却是仅仅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享乐而生造出来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畸形的怪胎。
一定有人对我的这个说法大为不满。且看《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叙述：“罗马城的行政管理是罗马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必需使罗马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使它配称世界的京都；必需使罗马城不断增多的居民在生活基本方面得到保障，如水源供应、排水、卫生设备、防火防洪、铺平街道、修筑台伯河上的桥梁、一支有高度效率的警察部队，等等----这些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所有较重要的城市都曾具备过----除此种种而外，为了赡养罗马城居民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还得付出浩大开支。住在罗马城中成千上万的罗马公民很少关心政治权利，……但是他们坚持他们在内战期间所取得的权利，那就是要由政府来赡养他们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任何一位皇帝，哪怕就是凯撒或者奥古斯都，也不敢触犯罗马无产者这种神圣的权利。他们最多只敢减少和固定领公粮者的名额，以及定出一种适当的分配制度。他们也规定了罗马城居民一年能在戏院、竞技场和圆剧场里看几天好戏。但他们一直没有侵犯过这种制度本身。他们并不是害怕罗马的贱民，他们手下的禁卫军足以平定任何可能发生的叛乱。然而，他们情愿让罗马城居民保持愉快的情绪。在罗马公民中有着这么一大群享受国家津贴的人，其人数在二十万左右，都是古代罗马部落的成员，因此，皇帝们每当出现于凯旋、献牲、主持竞技赛马或角斗等群众集会中时，一定受到热烈欢迎。但久而久之，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热烈的欢迎，为此，他们举办额外的赛会，填补钱谷的犒赏，设筵席招待成千上万的宾客，不是各种各样的物品。长者这些手段是居民保持心情愉快，并且还‘制造’了罗马城的‘舆论’。制造舆论的花费，再加上维持罗马城优良条件的花费，无疑是一笔巨款。”
显然，罗马城的一切设施和大型活动，都是为了这些洋八旗子弟享乐的需要，由政府埋单完成的，没有半点“商业”的痕迹。罗马城，除了是首都，既不是经济中心，也不是商业中心，只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洋八旗子弟的安乐窝。
现在，我们不妨引用罗斯托夫采夫教授对古罗马“城市”的评价：“城市的繁华是由城市居民中相当少的人创造出来的，也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然而就是这一小群人的福利也是建筑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之上；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群众则或者收入及其菲薄，或者生活贫苦不堪。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夸大城市的繁华富丽：他们的外貌是迷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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