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说说雅典的“民主”
----原始部落而已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说过，根据神的安排，人类社会被分为金子做的人、银子作的人、铜做的人、铁做的人这四个等级，每个人出生前，神已经确定好分别属于哪一个等级。柏拉图坚持，谁敢反对神甚至否定神的存在，一定要好好教训他，让他匍匐在神的脚下，如果屡教不改，就将他从肉体上消灭。
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不是什么主张民主的人，一个推崇等级制，一个主张专制----至少是思想文化上的专制。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善，是“一切事物的目的”，那么，什么是最高的善呢？“即另一个个人的目的和一个国家的目的是相同的，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乃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虽则仅仅为了一个人去取得这个目的，也是值得的，但为一个民族或许多城邦去获取它，则是更好更神圣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研究所追求的目的，因为这是一种政治的科学----在这个词的一种意义上说。”如何获取善呢？靠人的美德。如何获取美德呢？“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乃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美德方面亦复如此；由于戒绝寻欢取乐，我们成为有节制的，又正是我们已变成有节制的，我们才能够戒绝寻欢取乐；同样的，在勇敢方面亦复如此；由于养成蔑视可怕事务，和在他们面前绝不退缩的习惯，我们就变成勇敢的，同时也正是我们已变成勇敢时，我们才最能正视它们。……”这就是说，为了实现善----国家利益这个最高目标，个人必须修德；而修德，则必须通过节欲，以实现中庸。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话，倒是与孔孟学说差不多，与程朱理学很接近，对不对？
这么看来，以古希腊三大贤人的学说作为民主的源头，并不靠谱。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古希腊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苏格拉底本人的肉体，就是被雅典人以非常“民主”的形式予以消灭的。
有人说，雅典是一个民主国家，实施了完满的民主政治。
雅典是不是国家？有专家有意无意地说雅典是一个国家，有专家认定雅典是一个国家，但是雅典人从没说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且连政治、政治家的概念也没有，更没有民主国家的所谓“政党”。就雅典那么几个村庄组成的联合体，怎么说也更像一个部落联盟。
我们知道，雅典是4个伊奥尼亚的部落组成的一个联合体。由于严格的世世代代内部通婚，这4个部落实际上成了一个血缘关系紧密的大家族，凝聚力超强。雅典的所谓政治，实际上就是家族内部事务。处理家族内部事务，最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碗水端平。所以，雅典的大事，是召开公民大会决定的，尽管没有扩音器和高音喇叭，由4个部落轮流主持，每10天一次的6000人公民大会召开不误； 4个部落改组为10个部落之后，每个部落产生一名带兵的将军，于是雅典有10名司令官；在各部落平均分配指标、部落内部抽签产生的“人大代表”，轮流主持政务；具体工作，诸如城管局长、交通局长之类，也是抽签决定，谁抽上谁干。雅典的“国家元首”，也是抽选出来的，而且每个人只能干一天，真是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大民主。
抛开雅典曾经出现过的独裁者和贵族政治时期不谈，雅典的政治，说到底，就是人人平等，人人有发言权，人人有表决权，人人有均等机会行使执法权。
如果因此就说雅典的政治体制有多先进，也是不靠谱的。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日耳曼人的村庄“政治制度”。
日耳曼人入主整个西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执行自己的“会议制度”或者“议会制度”，“这种大会由定居于各个地区的一切自由人组成；所有这些人不仅有权参加而且必须参加会议”；“人们在会议中讨论一切问题、一切参加会议的人所共同关心的事。”“在大会上，它们不仅执行法律，不仅商议共同的事物......”
有日耳曼“法律”规定：“每个百家村应按照古代习惯在伯爵（或其使节）和百家村村长面前召开大会。”“任何一个自由人如果忘了参加会议，不到伯爵或他的代表或百家村村长面前来，则罚款十五个索利图斯。任何人，不论是公爵或伯爵的封臣还是其他人，都不应忘记参加会议，以便穷人能提出他们的诉讼案件。”
一切事情都由全体人员来共同商议、共同执法，日耳曼人是不是与雅典是民主一个样？
可是这样的民主，只有有钱又有闲的人，才消受得起。
啥事都开会，必然在大多数时间讨论的大多数问题，和大多数与会者无关，那么，大多数人岂不成了“打酱油的”！穷人一天不干活就没饭吃，尽管雅典公民只要到会就可以领到一笔“会议津贴”，但是，在农忙季节怎么办？因此，十天左右一次的雅典公民大会，常常是多数人缺席，这个说 “我家的麦子要收割了”，那个说“我家的地要上肥了”，呆在家自个儿忙乎着。
日耳曼人开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事不知怎么让国王知道了，虔诚者路易立即做出重要批示：“关于代理主教和百家村村长，他们多半出于贪财而主要不是为了执法，常常召开议会，从而扰民太甚。”“关于自由人应出席的地方议会，必须遵守我们神父的法令，即一年只应召开三次大会，除被告或起诉人或被传来作证的人而外，不得强迫任何人出席。关于应由百家村村长召开的其他议会，除辩护人、法官和作证的人以外，不得召集任何人出席。”此后，日耳曼人的议会先是变成贵族会议，最后成了国王自家的会议。
日耳曼人的祖先是如此，我们中国人的远祖也是如此。
尧、舜、禹都没将大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尧、舜、禹的王位的更迭，是通过选举制加禅让制实现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古者舜耕厉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他们登上宝座之后，依然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一点特殊化的味道：“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如果我们阅读一下井田制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组织的资料，就会发现，雅典、斯巴达，和中国乡党级别的宗族性区域组织十分类似。比如《诗经.豳风.七月》告诉我们，广大中国“村民”同劳动同祭祖，一同在家族公堂聚会议事，一派和谐气象。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地之上有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古希腊的部落各自为政，所以雅典、斯巴达像一个“国家”。直到汉朝，宗族首领“三老”依然被政府所承认，并列入地方政府的议事机构。
起初，蒙古帝国也很民主。铁木真当上成吉思汗，是大家推举的。自此，蒙古帝国被公认为成吉思汗家族共有的财产。成吉思汗逝世后，好长一段时间，大汗的位置，都是通过召开民主的库里台大会选举产生的。为了民主，常常发生大汗位置悬空几年的现象，年把两年没有大汗正常不过。诸长子西征时，正是因为长子们急着回去参加这个库里台大会，才使得欧洲没有被蒙古大军彻底扫平。直到忽必烈以武力夺取龙椅之后，大家才不再谈民主了。按照某些专家的理论，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帝国政治，毫无疑问，应该位居“高级贵族（成吉思汗家族成员）民主制度”的行列了。
众所周知，在人类远古时期，在原始部落里，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部落首领和军事首领都是选举产生的；在这个世界众多的未开化的地区，至今仍是如此。
最重要的，立法权、执法权由德才兼备者来掌握，民主政治才会是光明的、科学的、可靠的。
雅典的官员，包括500人议事会成员、公民大会主席、陪审法庭成员、具体的执法者，全都是抽签产生的，不管是阿猫阿狗，有才无才，只要抽签抽上了，就可以沐猴而冠，行使执法权。这样的民主政治，难道不可怕么！
如果你阅读过苏格拉底被审判时的发言，如果你思考过为什么苏格拉底被他们判处死刑，为什么柏拉图不得不流浪江湖避难，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得不逃离雅典，你一定会觉得，雅典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原始的、愚昧野蛮的民主。
同样重要的，在某种宗教统治下的民主，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可怕的。
我们知道，雅典是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雅典的4部落、10部落，都是按照祠堂建立起来的，都是有自己的专职的世袭的祭师的；雅典的宏伟建筑，全都是祭祀场所，无一例外地拥有专职祭师，所有这些祭师，均为当然的高级“公务员”。部落治下的三一区、德谟的领导，是否享受薪水不得而知，但无一例外的是该地盘的宗教领袖。
在任何事情通过开会来决定，而且任何会议都由这些人来召集，会前必须举行宗教仪式的希腊，在公民基本是文盲半文盲的希腊，这些祭师、“半”祭师们自然成了左右民意的绝对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企图引进“新神”的苏格拉底，不被处死才怪。
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就是惟有最具实权的、最关键的岗位十司令官，是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来的（其他职务一般是抽签产生）；惟有这个职务可连选连任；惟有这一职务，老百姓打死也不会干的，因为惟有这个职位是没有工资白干的。穷人不干，只能委屈有钱人了。有钱人伯利克里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奉献了多年。
有人说斯巴达独裁专制，雅典比斯巴达更民主、更先进，在我看来，纯属胡言乱语。
斯巴达，说起来有两个世袭“王”，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个部落的首领。部落首领世袭，是原始部落普遍现象，并不奇怪。这两个“王”，没有自己的王宫，没有自己专门的办事机构，一天三餐与臣民们同吃大锅饭；战利品，特别是最宝贵的土地，也是与广大臣民平分；唯一的特权，就是给臣民当裁判员，战争时期当指挥员。这么大公无私的独裁国王，到哪找去？有这样的独裁国王，应该是百姓的福气。更何况，斯巴达还有5名监察官、30人的长老议事会（含二王）、公民议事会，真有什么大事，两名国王也是与大家商议后才做出决策的。如果一定要说斯巴达是君主政治、独裁政体，也太不讲理了。
在认真考察希腊大陆整体的“政治体制”之后，中外专家无不认为，此时希腊各个“城邦”，大抵就是雅典、斯巴达这两种模式和水平。
雅典一再出现独裁者的事实证明，古希腊此时正处于由原始民主制向君主独裁制转型期。有知识的希腊人苏格拉底、柏拉图支持专制制度；当希腊人亚历山大用君主独裁制，将“希腊文明”推广到亚洲非洲之后，“君主政体随之成为希腊世界的主要政府形式，君王统治者备受推崇。哲学家成为希腊化时代各宫廷的座上宾，而且大部分的哲学流派纷纷以王权为题，论述君主政体的合理性”。当亚历山大的军功实现了希腊社会国家化之后，希腊人终于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变。
将雅典“民主制”抬举得过高，无疑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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