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5日，著名律师“法山叔”发布了他与清华著名法学教授劳东燕的对谈节目，对谈主要针对“性侵认定标准”这一正在发生的司法实务情况的内容展开。
关于这个对谈内容你可以自己去看，劳教授的观点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
关于性同意，即使男方没有进行强制手段，女方没有强烈反抗，但只要表达了不同意也可认定为强奸。
这是对“性同意”具体表现的细化和明确。也就是说，“性同意”必须是女方主动的表示，而不是被动的反推——不能因为没有强烈反抗就反对同意，只要不正面表达同意，那全部都应当理解为不同意。同意当然要主动表示，这在任何社会情况下都是明确的——签署合同、认定资格、获得权利、加入组织……全部都需要主动的表示和表态，这在逻辑上完全合理。
如果你觉得彩礼剥削了你，如果你觉得彩礼亏了，那你可以不要进入婚姻状态。
这一点我不仅认同，还非常赞赏，十分支持。
劳教授这个表达隐含支持了男性的一种至高权利——否决权。
你不认同彩礼就不给啊，又不是你被枪指着脑袋逼着你给，你可以选择不给，你并非完全没有选择。
这个权利你不放弃，没有人能剥夺，无非是利益和自身追求取舍问题罢了。
否决权是极少数难以被剥夺、实现人格独立的权利，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正是基于此，无数事实证明此权利十分强大。对于劳教授的这句话，我之前在山西大同订婚强奸入选最高法案例，是对未婚男性的重大利好!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赘述。
婚内强奸的确认要继续推进，不能为了维护家庭稳定，就牺牲少数群体的正当权益!婚内强奸与非婚内强奸的认定标准未来应该是一致的。
这是对强奸认定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打破“结婚证”是强奸免罪符的错误认知，扭转“结了婚就有权发生关系”的错误认知，这是在“大同订婚强奸案”的更进一步，从“订婚不等于性同意”进一步完善至“结婚不等于性同意”，这与“强奸罪的认定核心是妇女意志”一脉相承。
但是这么做代价是什么呢?
清华大学张明楷教授的地位和权威性也不低吧?他认为结婚就是双方向对方表示在婚姻持续期间性同意的合意，在这个过程中不应当认定为强奸。
学术上有争议。现实中婚内强奸案件数量确实也比婚外的少得多。
而实践中如果真的按劳教授所说将婚外强奸扩大到婚内，这明显会加深夫妻之间不信任或敌对。
不要以为这么做光是男性吃亏，女性也很麻烦——丈夫不信妻子，就得妻子自我保证、自证清白不会诬告，结个婚过成这个样子属实一塌糊涂。
把夫妻这种本是最需要合作、配合的共同奋斗体、利益共同体，变成了互相提防、手持刑法威胁、牟利或打击对方的敌我关系，这符合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
不是说婚内强奸完全不管，而是婚内强奸认定必须比婚外有更加严格的物证、逻辑证据确认，以及对自由裁量权约束，而不是简单把婚外的“妇女意志为核心”推广到婚内。
否则在不久的未来，中华文化、道德和公序良俗将会被完全颠覆，社会最小细胞——家庭，将会被大量癌化、破溃，不仅新增婚姻会大幅减少，存量婚姻也会崩溃，形成大量无敌之人，对社会的破坏不可估量。
此外，在“性同意”具体操作形式上，劳教授表示：
我觉得签协议这个，可能有点太形式化了，但你至少可以录个音吧?比如说你同意吗?然后对方这时候沉默，或者没有反对，即便按照现在的这在同意模式或者标准之下……
这个实操我也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从逻辑上这就与其它大法官和法律界权威人士的意见不同。关于强奸罪，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审判长明确表示，“妇女(自己的)意志是核心”。
这个自己的意志，并不是合同，也不协议，并非两人长期稳定的合作约定，并不会因为当下达成了一个合意就绝对不能改变。事实上中国妇女报早就明确了——同意可以撤销。
那么劳教授这个录音的办法就与审判长和妇女报的逻辑矛盾，因为录音只能保证当下同意，不代表事后还继续同意。
其次，这个东西违反法律基本原则，因为法律要求实施无罪推定，不需要一个人去自证清白证明自己无罪。提前录音，就是“推定”为有罪，然后通过录音，先证明自己无罪。
再次，从程序和形式上，这个录音是否能作为呈堂证供存疑，因为不排除这个录音是男方隐藏偷录的，这样就不具备合法性。但是公开录制的话，也难以证明录音是公开的，除非提前表明“我现在正在录音征求你的同意，如果你认同这种形式请说同意，否则请说不同意，我将立刻关闭录音并停止行动”。你想想看这在实操中是不是很难。
最后，有案例表明即使录音也没有用。比如江西锜某东案，男方不仅提供了21分钟显示女方主导体位、使用戏谑性语言的性行为全程录音，还提供了暧昧聊天记录、次日牵手散步监控，但这些并不能作为他无罪证明，他仍然被判处刑责。
注意，举这个案例并非说锜某东没有强奸，而是强调录音这种证据在定罪中的无效性。
也就是说，劳教授给出的操作方法与逻辑违背、与法律基本原则违背、与审判长和其它法律权威的解释/论述违背，与司法程序违背或难以实现，与现实案例违背。
这样的操作方法具有严重误导性，甚至会破坏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我怀疑劳教授似乎没有认真思考过真实情况下合理的操作方法，这可能与她是女性有关，她不用真正去考虑这些。但是既然作为法律权威，应当在一定程度剥离性别属性，从更加客观、合理、富有逻辑的角度给出方法，这样草率给出不合理的方法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劳教授可能也会在加拿大认为我没资格对她指手划脚，对此我表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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