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种无产阶级感情上的失落。一方面，我们从儿时起就被无产阶级英雄故事所深深吸引，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只能在小市民生活与工作中内耗与沉沦。我们能够清楚地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经典格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回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答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但在我们的身上却不幸应验了保尔·柯察金式英雄人物的反面——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其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撕裂感是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的。可我们却如同雾里看花一般怎么也看不清其中的真相——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时代精神正离我们远去?为什么小市民的意识形态正逐渐占据我们的大脑乃至我们的灵魂?
无产阶级中的第一位小市民是一位母亲(父亲)。无产阶级向小市民转变的根基在于一位无产阶级向一位母亲(父亲)的转变。驱动人生命运动的唯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爱与生命，第二种是生存与毁灭。没有爱与生命，没有新生与人口，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爱与生命是社会运转的常态，是印刻在人骨子里的无私且伟大的母爱、父爱，是每一个人无意识的本能。一个人若能够维持爱与生命的生活状态，即便贫苦一点、匮乏一点，他也断然不会去选择生存与毁灭的道路。生存与毁灭不是人的常态、亦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有当一个人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当一个社会结构下的绝大多数人除了生存与毁灭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刻，生存与毁灭才会替代爱与生命成为生命运动唯一前进的动力。而无产阶级的诞生，恰恰就是人在生存与毁灭的淬炼下凝聚而成的那段最坚强的钢铁。
首先是一名无产阶级还是首先是一名母亲(父亲)?归根到底，回答的权利已经不在于你我的个人意志，而在于人的历史性之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终结的这四十年的历史已经昭示了“生存与毁灭”那个残酷社会结构下被逼出来的极端烈度已经从社会的“斗争的现实”重新回归社会的“隐匿的潜能”。经过四十年的沉淀，列宁意义上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无声中转变为“美好生活与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爱与生命”这一命题重新成为了这一时代人的历史性本质。
(2)
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依旧可以回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一个无产阶级是如何转变为一个母亲(父亲)的?1967年前苏联导演阿·阿斯柯尔道导演的电影《女政委》或许可以成为从无产阶级向小市民转变的一个缩影。
故事发生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女主人公名叫瓦维洛娃，是红军某部队团政委。女政委瓦维洛娃怀孕已临近分娩，团长决定把她安排到小城镇别尔季切夫洋铁匠叶菲姆夫妇家里待产。叶菲姆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瓦维洛娃一开始与这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家庭格格不入，但叶菲姆的妻子、善良勤劳的玛丽娅对她的悉心关怀和照顾改变了她的看法。瓦维洛娃分娩的时候，玛丽娅为她接生，并让她同意按基督教的仪式为孩子祝福。瓦维洛娃成了一个会哼摇篮曲的妈妈，并觉得自己也是叶菲姆家中的一员。某天，团长来看她，希望她和野战医院一起乘马车撤离，瓦维洛夫心情矛盾地思考再三，哭泣着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把他留放在叶菲姆家的创伤，大踏步地走出院子，去追赶离去不久的红军队伍。
电影是这么描述故事开始时女主人公瓦维洛娃的无产阶级性的：瓦维洛娃在电影开场便枪毙了一个为了女人偷窃革命物资的红军战士，她对战士因私有制的欲望盗窃革命物资为耻。对瓦维洛娃而言，在极端困难的战争年代，抛开部队的纪律、与女人组成家庭的行为是违反革命原则的。但瓦维洛娃自己没想到的是，她因为怀孕最终也理解了男人背叛革命的原因。但故事开始时的她无法原谅盗窃的红军战士。此时的瓦维洛娃深受到革命所带来的痛苦与烈度影响。
如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描述的那样：“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坚硬，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残酷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永不颓废。”瓦维洛娃分娩时的梦境无比真实的反应出瓦维洛娃作为一名红军的女政委所经历斗争的残酷。“一个受伤的战士双眼被纱布包扎着，他伸开双臂边走边仰天喊叫：“救救我……”、“马的嘶鸣声、战士们吃力的喘息和瓦维洛娃阵痛而引起呻吟的画外音交织在一起，久久地在沙丘的上空回旋。”瓦维洛娃说：“叶菲姆，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关于善良的共产主义的传闻?共产主义凝聚着工农大众的鲜血，人们为它吞掉了不少子弹，于是就变得凶残了。无休止的战斗，行军，虱子!”
革命胜利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烈度是空前激烈的、难以想象的、甚至是极端残酷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死人的”。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性正是来源于斗争的极端残酷性。我们亦可以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发现这一点。比如1939年前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剧中当列宁同志询问身旁的小女孩你妈妈为什么不给你补衣服的时候，小女孩冷冷地说了一句“我的妈妈饿死了”。当列宁同志继续追问家里还有什么人的时候，小女孩回答说“全都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要将阶级斗争残酷化、绝对化，上升至你死我活的地步。
依旧在《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当高尔基表示苏维埃政权对地主阶级展现了不必要的残酷时，列宁身旁的彼得堡工人代表柯若颇夫反问高尔基道：“不必要的残酷?谁残酷?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几百年以来，工人的鲜血流成了河。看看全国吧，到处在燃烧和屠杀，可我们却还要去可怜那些废物。还要使我们开倒车吗?我们的残酷是为斗争而迫不得已的。关于这一点人们是会谅解的。”
又比如在前苏联经典红色歌曲《远在小河的对岸》中有那么一段深情而又悲壮的歌词：“一个青年战士，突然受了重伤，共青团员他跌倒在地上。倒在地上，他慢慢地合上眼睛，他向自己的铁青马叮咛：‘马儿呀，我的战友，转告我的亲人，我为工人阶级而牺牲。马儿呀，我的战友，转告我的亲人，我为工人阶级而牺牲。’小河对岸的火花已不再闪耀，黑夜过去了，天边已破晓。年轻人的胸口，流出许多鲜血，鲜血染红了青青的野草。”
共青团员的牺牲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可能拥有体验，是一个被逼到无路可退的无产阶级面对死亡爆发出的源于生命的本真抵抗。要理解女政委瓦维洛娃的无产阶级性，就必须理解蕴含在无产阶级内部的极端创伤——一场对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生存还是毁灭，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只有选择战斗、只有选择生存以及在选择战斗与生存中的牺牲。《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正面展现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战斗的决心，列宁说：“我们让资产阶级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工人同志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同志们，你们必须要记住：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要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则揭示出：死亡离无产阶级近距一步之遥或者已经将无产阶级从这个世界之中带走。当少先队员询问保尔·柯察金有没有什么充满神话色彩的英雄故事时，保尔·柯察金说：“没有什么神话色彩的故事，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活了下来。”
教员的《矛盾论》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无产阶级发动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不是无产阶级以自身意志发起斗争，而是在这一特定社会结构中社会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阻碍生产力发展进而形成上层建筑矛盾的总爆发。这一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直接表现为社会对人的压迫与剥削的极端残酷，进而让无产阶级不得不去舍弃或是被强制剥夺了“爱与生命”的居所，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无产阶级必然转向“生存与毁灭”的命题、必然发起属于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
(3)
实事求是地看待时代转变的过程。有关“生存与毁灭”的无产阶级斗争确立了新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新的社会有关“生存与毁灭”的问题会持续进行下去吗?这种斗争的烈度、这种斗争的残酷性是否会在新社会继续延续下去?
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历史给出的答案就潜藏在从一个无产阶级向一位母亲转变的这个过程之中。通过前文对于无产阶级斗争残酷性的论述，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女政委瓦维洛娃作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立场。但问题恰恰出在身为无产阶级战士的瓦维洛娃怀孕的这件事上。无产阶级可以为革命而献出自己生命，可新的社会总需要新生命的诞生。“生存与毁灭”是无产阶级在极端社会条件下做出的最后的反抗，但无产阶级却难以否认每一个献上自己生命的无产阶级也都是人，他们同样被自己的父母所孕育。他们希望今日的牺牲换来的是后辈明日的幸福，他们祈祷让下一代人不再遭受同样的艰苦与残酷，他们祝愿“爱与生命”永远陪伴在后人身边。
在没有来到叶菲姆家之前的瓦维洛娃对怀孕的态度很是矛盾，瓦维洛娃认为怀有身孕妨碍了她继续革命战斗，她数次想要流产肚子中的孩子，可因种种原因最终都没能流产成功。来到叶菲姆家之后，叶菲姆的妻子玛丽娅的母性本能深深触动了瓦维洛娃。玛丽娅曾对瓦维洛娃说：“我的天呐，您发疯了，石头听了您这些话都要流泪的。对敌人的孩子也不该这样说，何况是自己的亲骨肉”。当玛丽娅谈到自己的女儿时，她无比深情地说道：“您以为我的大女儿索尼娅让我操的心还少吗?!唉，她把我折磨得够苦的。她小的时候得过世界上所有的疾病：猩红热，白喉，麻疹，百日咳，腮腺炎，大概就差霍乱没得过。瓦维洛娃夫人，这些就足以使人发疯，但你没有权利那样做，因为你是母亲”。
在玛丽娅的触动及雌激素的影响下，瓦维洛娃逐渐恢复了母性的本能。在瓦维洛娃生下一个男婴后，她就如同一个正常母亲那样抱着婴儿哼唱《摇篮曲》：“小宝宝，小宝宝，别睡到床边去。大灰狼会叼走你。小宝宝，小宝宝……漂亮裙子作为护卫你的衣裳。妈妈生你多痛苦，心爱的宝宝……树丛和树叶永不分离，河道和河水不分离，妈妈本可另寻归宿，只因妈妈爱你。心爱的，别忘记，妈妈和你在一起，小宝贝，小宝贝。”在那一刻，瓦维洛娃忘记了自己身为无产阶级战士的身份，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母亲对孩子最本真的母爱之中。一次，瓦维洛娃抱着婴儿外出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红军士兵，瓦维洛娃的第一反应是带着婴儿逃离红军士兵。自己的这一行为是曾经作为女政委的瓦维洛娃从未预料到的反应。她为因为母亲本能而使自己革命信念动摇而感到羞愧、偷偷落泪。
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承认：“爱与生命”始终是驱动人生命运动的重要动力。就算是在最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就算是在再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钢铁，人的内心最深处依旧有最柔软的一面。瓦维洛娃从红军的女政委到母亲的转变展现出了“爱与生命”的强大驱力，即：无产阶级在成为无产阶级之前，首先是个母亲。
这一点在叶菲姆一家的集体舞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女政委》中又这么一个场景：在漫天的炮声中，叶菲姆一家躲在地下室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孩子们被惊得哭叫起来，乱成一团。叶菲姆走近小儿子的身边，抚摩他的小脸，说：“别哭，别哭，一切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音乐声起。叶菲姆，玛丽娅和孩子们在节奏明快的乐曲声中跳起了民间舞。叶菲姆跳着跳着唱起来。瓦维洛娃坐在一旁心绪万千地凝视着巴甫里克、马尔塔、米沙和玛丽娅在叶菲姆的引导下兴致勃勃地跳着民间舞。叶菲姆边舞边说：“瓦维洛娃同志，我们城里永远不会有电车啦。”索尼娅向瓦维洛娃招手说：“克拉夫吉娅阿姨，快来跳舞。”
一段诡异的舞蹈、在死亡阴影下欢声笑语的滑稽一家人。爱与对生的强烈渴望从中无限漫溢了出来。钢铁亦会被爱所融化，这是爱对钢铁的绞杀，亦是小市民的生对无产阶级的死的绞杀。爱与生命是对牺牲、革命、死亡的决然否定。当瓦维洛娃谈及她认为人们需要的不是梦想，而是不惜用生命去换取真理时，叶菲姆即刻反驳瓦维洛娃，他说：“去死?那什么时候活着呢?”瓦维洛娃动摇了。一方面是无法否认的母爱的深沉，另一方面是无法割舍的革命不惜牺牲生命的意志。小市民阶级从未在历史中消失。在爱与生命的地平线上，小市民正重新回到属于它的历史舞台。
(4)
第一个小市民是母亲(父亲)。在无产阶级内部诞生第一个母亲(父亲)的时刻，小市民的一切问题从这一刻起就已经埋下了腐化的种子。市民阶级的重新崛起，这不是以人的意志能够转移，即便是纯粹如同保尔·柯察金一般的革命者，在极端残酷的革命斗争结束的时候、在肃反烈度逐渐平息的时刻，他也无法阻止死亡与牺牲向和平与建设让步。当那些未经人事的少先队员们欢呼雀跃的听着保尔·柯察金的英雄故事时，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与死亡的关系究竟能理解多少?事实上，只有出生贫苦、内心受过巨大创伤的少先队员才是保尔的接班人，那些出生于安稳富裕家庭的少先队员们却早已是市民阶级的拥趸了。即便他们的胸口系着鲜红的红领巾，可他们的心却终究不属于无产阶级。这不是由他们的个人意志决定的，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试问：没有残酷斗争、没有艰苦卓绝的考验，又怎么会诞生钢铁、又怎会诞生真正的无产阶级?
母亲(父亲)是第一个市民，从母亲(父亲)开始，私有制财富开始聚集，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爱，这是源于人本能的爱、这是源于私有制的爱。我们无法否认，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的私有制的血液。但爱的供养最终让浸润于溺爱之中的人走向欲望、自我、满足，最终走向淫荡。这正应证了教员对无产阶级内部诞生资产阶级的预言——“资本不是胎生不是卵生而是化生”。
在这个“爱与生命”漫溢的时代，时代不缺本能的父爱与母爱、不缺对自我的爱。与之相反，正因父母太爱子女了、正因自己太爱自己了、爱自己快爱到发疯了、爱自己快爱到恨死自己了、恨死世界了，资产阶级的尸首才会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它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它在发散着臭气。
生存还是毁灭?在今天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正因它在今天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所以生存还是毁灭在今天恰恰是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缺少的是生命对死亡的抗争、缺少的是生命对创伤的抗争。
“爱与生命”过犹不及，人不能永远活在母体里、不能永远活在无限的生命里。生命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或许是十年后、三十年后，又或许就是明天、是今天。创伤，是向死而生的勇气、是面对艰苦甚至残酷的物质世界奋力挣扎的驱动力。即便市民社会成为了今天这个时代的主基调，但在每一个小市民的身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人的身上多少还是会蕴藏一些无产阶级的创伤、生存或毁灭的创伤。发现它，找到它，这份创伤可以成为驱动人生命运动的永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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