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一组取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文字、图片，揭示了1927年之后至全面抗战初期的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真实关系。譬如，1928年济南惨案，日本兵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虐杀中国人，蒋“总司令”却和日本外侨欢宴，当年的《良友》杂志即是例证；1937年1月，日本东京出版日本人写的蒋介石传，说他是“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更伟大的人物”，当年的《文摘》杂志即是例证；1940年，日蒋开始暗中媾和，妄图制造远东慕尼黑，于是这个日本人写的蒋传记又在上海沦陷区刊登了，当年的《艺风》杂志即是例证；1940年汪精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前夕，没有公开诱降延安共产党，却对蒋介石进行了公开诱降，当年的汪伪《外交公报》即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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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改革中的意识操纵美化西方、美化“别人的家园”而制造苏联恐惧、冷战恐惧，宣传对苏联的仇恨。譬如，在苏联改革中，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官员贪污2000美元，媒体就吵得震耳欲聋，而一旦颠覆社会主义，对于另一种权贵的腐败行为，则选择沉默或者轻描淡写。这就是改革派所塑造的一种反社会主义的煽情。

另外，制造和渲染“斯大林恐惧”，是改革纲领和意识形态操纵中的一个最常见也最丑陋的例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前得到报告，斯大林去世时候苏联集中营在押170万人，而他却故意歪曲真相，硬说成1000万人。最终，改革派制造的“斯大林恐惧”，使得民众不许说斯大林时代一句好话，正是改革中意识形态操纵的一个伟大成果。

文风问题不仅是一个人的语言风格问题，而且与文化、民族、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当前，不良文风譬如“洋八股”、“华而不实”、“大而空”等已经严重阻碍了学术、思想理论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追溯今天的文风问题，可以回溯到80年代，在空间坐标上，又把西方的、洋的重新确立成一个更高级的文化标准，而且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上，确立了一个进化论式的价值观：时间上越往后的越是先进的。因此，文风问题不仅是个人趣味或者个人评判的问题，还是日益僵化的文化学术体制的反映，更是社会关系怎么去重构的问题。因而，当前改进文风的前提就必须批判文化语境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恢复文化自信。

美国的电影政治，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半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论是动员、抚慰、遮蔽还是暴露，起的作用都相当充分。在这个意义上好莱坞是典型的成功例证。对美国内部，它是整合移民/殖民者认同的极为有效的方式；对于外部，它用来建构美国形象，传播美国核心价值。作为一个移民/殖民国家，没有比美国这个国家更适用于"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了。

同时，美国景观政治的双刃性，也不容忽视，人们是在媒体上看到了切·格瓦拉的形象，最终带来了六十年代整个西方社会的激进化。如今，新媒体依然如此，但需要指出的是其带有的表演元素，华尔街运动就是典型。总之，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取决于社会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基层的自我组织程度。

从《编辑部的故事》到《新编辑部的故事》，从解构传统、解构宏大话语，到解构商业文化、流行文化，《编辑部》系列完成了一次乾坤大挪移，重新找到自己定位，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成功，但传统不行，宏大话语不行，商业流行文化也不行，什么才是我们应该遵从接受的新文化?《编辑部的故事》没有告诉我们，《新编辑部的故事》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成了“编辑部”系列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缺乏建设性。他们解构了一切，但提不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不是“编辑部”的任务，而是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任务，这个任务到今天还远没有完成。

当前之所以特别需要重视树立和学习锄奸英雄，是因为清除汉奸卖国贼是反帝反修反腐败、兴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有利的突破口。

拿反华反共反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五反分子”茅于轼来说，他公开承认自己拿美国的钱；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专制”；公开说95%的人民群众拥护毛主席会形成“破坏性力量”；公开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就应当搞资本主义等。

揭批和惩处这类恶魔，毫无疑问最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搞乱、搞垮中国的罪恶阴谋；最有利于揭露修正主义者“打左灯向右转”的真面目；最有利于从反和平演变的高度进行反腐败斗争；最有利于党内外马列毛派的联合和壮大。

2013年4月25日，笔者从百里之外赶赴河北省临漳县柳园镇刘广营村参加毛主席铜像揭幕典礼大会，心灵再次受到极大震撼。

揭幕大会盛况空前。铜像广场悬挂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热烈祝贺毛泽东铜像广场胜利落成”、“十八大精神指引航向”等巨幅标语。会场上人山人海，约有近3万人。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女婿王景清、侄女毛小青、管家吴连登和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参加了大会，并敬献花篮。毛小青同志在大会上讲话，李讷同志为毛主席铜像揭幕。

现场，30米长的红绸帏幕缓缓拉开，万民欢腾、鼓乐齐鸣，烟花腾空而起，鞭炮震动田野，欢呼的声浪直达云霄，凝聚成亿万人的共同心愿：毛主席回来吧！

4月28日上午11时，北京后海荷花市场牌楼前，两名穿围裙、戴套袖、打扮成家政工模样的打工歌手大声演唱原创的家政工之歌——“家政工是工人，也该过劳动节”。原来，这两名打工歌手在“五一”劳动节前选择这种特殊的方式发布与家政工一起创作的新歌，借此机会呼吁社会关注家政工的生存状况。

据统计，中国家政从业的总人数在1600-2100万之间，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北京一地就有家政工40多万。2011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国际公约》，要求给予家政工以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但中国至今尚未加入该公约。

《人民日报》4月2日20版“读者来信”的两篇短文，读后颇有感触，很欣慰报社能刊出此类文章，暴露私有制企业违法获利的核心机密。一篇是《民企会计感叹会计难当》；另一篇是《不做假报表丢了工作》。两文所反映出的问题在目前只是“谷堆中的一粒”，符合目前的普遍现实，从中可以窥见私企发财秘密的一斑。和国企相比，私企首先赢在了起跑线上。

在私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资产的占有是决定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是何等的精细，对国企又是何等的严酷，难逃“温水煮青蛙”的劫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