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客观上不可能照搬西式现代化的制度经验。首先，在人口超过一个亿以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西式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以往一般都认为，西方现代化在制度安排上主要得益的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但多年以来，从我先后去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做的调查研究来看，情况却与此相反。其次，照搬西方制度的客观前提不具备，因为西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殖民化为手段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扩张的数百年过程。

不照搬西式现代化的背后，还存在一个不能简单用西方话语或理论来解释和评价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假如不能做到后者，也很难完全避免前者的蛊惑。通过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进行回溯可以发现，必须对西方话语中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重新认识，至少要明白，伴随着西式现代化经验过程而形成的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更难以套用到中国，更不足以用来预测中国的未来。总之，不能搬过来一套概念，直接就成为我们的话语解释。

西方试图通过其大量宣传喉舌和非政府人权组织来营造这样的印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与其受命服务的普通民众日趋疏远。他们正在大肆挖掘各类丑闻和权力滥用案例，意欲给中国中央政府掀起一种日益增长的动荡氛围。

中国要进一步寻求国内与国际经济增长、发展的和平之路就必须认清西方的要害——美国和西欧大部分欧盟经济体的霸权、经济和人口正处于衰退晚期，其形势如同衰落期的罗马帝国。在全球动荡日渐加剧的今天，如何巧妙利用这些威胁来加强稳定与和平，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中国面前，拥有灿烂历史文化和儒家传统的中国可以大打文化牌。在海外的中国公司必须坚持卓越，在亚非欠发达地区要积极利用自身优势，而非一味模仿其欧美竞争对手。

当下，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朝鲜话题都非常火爆。然而，中国的危机比朝鲜更加严重，朝鲜半岛没打起来，中国人内部早开打了，网络上的恶毒语言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力一点也不亚于内战的影响，思想撕裂空前严重。当前国内有关朝鲜半岛危机的种种怪论：

第一个怪论：中国政府在保金家政权;第二个怪论：中国政府是冤大头;第三个怪论：中国政府一停止援助，金家政权立马完蛋;第四个怪论：朝鲜是敌是友无所谓。第五个怪论：朝鲜核武器对中国威胁最大....

我还是建议国人们能深入看一些历史和政治文化的书籍，学会用自己的大脑分析国际国内问题。权贵精英的怪论，表面看是在为人民群众着想，实际则是为自己的利益，中国周边的环境一旦恶化，受伤最深的是扎根中国的中国人，而不是那些随时可逃走的权贵。

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长期实行封锁、颠覆、渗透、冷战，搞和平演变，从未停止过。而《现代汉语词典》编者竟然通过第6 次“修订”版取消、删改一系列的词目、词语、释义为“帝国主义”翻案。

如取消【新殖民主义】词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的新方式。用更为狡猾的手法来控制发展中的国家或地区。主要表现为伪装同情民族独立，通过扶植内部的反动势力和给予各种所谓援助，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进行渗透和侵略。”，取消【门罗主义】这个词目：“【门罗主义】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宣布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反对欧洲各国干涉南北美洲事务，实质上是美国要独霸西半球的扩张政策。”甚至删除帝国主义“其实是纸老虎”这句话……

谁也无法隐瞒或否认美国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编者对这些词目的删改或取消，明显是在歪曲客观事实，篡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歪曲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态度。这种为帝国主义翻案的行为，搞乱了大是大非问题。

这份三年前美国的报告已经明确无误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即：转基因粮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了误导中国对此类健康恶化的反思，相应的策略被这样制定，即：制造食品其他方面的安全问题与关注焦点。与此同时在国内发生的问题也不断印证了这样的策略，例如：三聚氰胺毒奶、面粉漂白剂添加剂、化学添加剂兑饮料、地沟油等等等等。

国人的健康恶化空前到来：糖尿病发病率超10%，肾病发病率超10%且逐年上升。同时，猝死的青年人逐年增多，精子合格率逐年下降，育龄妇女不育数量达到空前5000万。而这一切均与转基因作物长时间喂食老鼠的实验结果不吻而合。

当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伴随着新老接替的更新换代，体质一代不如一代中国人将面临毫不留情的种族灭绝。

戚本禹同志回忆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毛主席的一段谈话。通过这段谈话，我们可以更好地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河北沧县的井水严重污染而成了红色，当时担任环保局长的官员说了：“红小豆煮出来的饭也是红色的，红色不等于不达标”。结果引起民愤和媒体报道被免职。然而，跟某些官员对比之下，该局长无论言行还是造成的危害实在是“小菜一碟”：

譬如，转基因黄金大米没有任何合格的动物安全实验，当事人偷偷摸摸地到中国和拿中国孩子搞非法试验;那行为不比河北沧县的“红豆局长”更厉害?然而，该项目资助人盖兹基金会及其负责人不但逍遥法外、且还是中国官方的座上宾、得到媒体一再吹捧；譬如，过去多年，在“转基因化工农业”或“转基因大跃进”为主导的政策路线驱动下，中国的化工农药和化工肥料的用量产量都是迅猛发展。可是，转基因利益关系农官学者们却说转基因农作物可使农药用量减少。那不是明摆着撒谎么?对比起来，您说，“红豆局长”被免职，他那是活该呢、还是冤不冤的故事呢?

三十多年来，随着“普世价值观”大行其道，在很多人眼中，以美欧为代表的“世界”标准成了“先进”文化的象征，俨然成了判定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价值标准。于是就有了文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美术的“当代艺术浪潮”、电影的“奥斯卡情结”。

作为读者或观众的我们，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疑惑：我们生活的目标只在于“被看”，存在的全部意义要由别人来定义和评判。

有两点原因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近代以来，“进步论”发展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一直处于自我否定的尴尬状态。到了21世纪，更加激烈的文化冲击加剧了这种焦虑感和自卑感。而全球化下，西方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中国又以主动的姿态加入全球化，难保不迷失于由西方“话语霸权”构成的意义“丛林”之中。

毛泽东的群众观更接近塔尔德的“公众”。毛主席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主张在这种辩论中，“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而另一种群众观认为，群众很容易被权势阶层所胁迫和欺骗，他们的言论经常是被地方干部所操纵，从而众口一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心话。而一旦在正确领导的劝慰、诱导下，就会纷纷打开心扉，向党交心。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群众的最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声势大，但缺点是：一旦发动起来，就容易有过火行动。

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而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常常发生矛盾冲突。

据河南商报报道，在第七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开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近2个小时的“麻辣”演讲，颠覆了不少教科书观点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温铁军认为，“大规模的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结合，才是城市最大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归纳为粗放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温铁军说。而对于城镇化建设，温铁军语出惊人，他说，“现在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大拆大建是不对的。”他表示，城镇化开始，污染越来越严重，现代化弊病也越来越难治。温铁军说，“我们做的国际比较研究太少，往往以为把工业集中在开发区、把人口集中在楼里，就是现代化，这是很荒唐、完全不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应该借鉴多种模式，例如欧洲，大多数人生活在人口密度小的城市，或分散在小乡镇里，“村庄基本上城镇化了，大城市很少。”（据河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