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著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文版图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3月份出版，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定价120元。（免费点击下载：2030年的中国[中文版].pdf ）

据财新网报道，“未来在于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这一结论与中国当下的改革路径选择正合拍。岁末，中国新领导层不断鼓起改革之风，欲求以深化改革开放，排除中国发展所遇障碍。而世行报告，即提供了一张改革路线图。此外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指出，李克强非常熟悉《2013年中国》报告，并希望世行继续推进工作，再写一份旗舰报告，重点谈中国城镇化问题。

据报道，尽管有25万人联署反对，奥巴马上周二还是签署了这一埋藏在78页法律中的《孟山都保护法》。该法案有利于孟山都等转基因公司向民众兜售转基因作物，即使出现对人身体有害或者造成环境污染的情况下，也能避免联邦法院的制裁。许多食品安全的倡导者认为现在还没有对转基因种子和作物的潜在危害做足够的研究，若潜在危害显露时，法律是阻止转基因公司兜售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关键手段。然而《孟山都保护法案》的签署使得民众无法再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据IB Times 揭露，这个法案由孟山都支持的共和党议员Roy Blunt提出，由Blunt与孟山都共同撰写.

另据华盛顿时报指出，这个法案的通过被许多像先正达公司、美国嘉吉公司和孟山都视为胜利。这些公司自2009年以来就向国会捐助750万美元，以及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捐助37.2万美元。（据今日俄罗斯，IB Times 等）

据南方新闻网报道，长沙市市长昨日呼吁预算法修改时应该允许地方发债。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田锦尘昨日回应指出，“从国家的角度已经意识到给地方更多发债的权力对未来城镇化发展非常有意义的。目前国家正着手探索解决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今年财政赤字安排1.2万亿中有3500亿是中央代地方发债。他还预计未来中央代地方发债的规模将稳步提高，此外根据不同城市和区域，应该考虑创新债券品种。”

 此外报道还指出，除了允许地方发债来为城镇化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筹备资金，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表示将实施开征房产税，完善土地增值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逐步释放土地资产收益潜力。（据南方新闻网）

日前发改委发出通知，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从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产品目录中删除。这一修改意味着曾被冠以“白色污染”之称的发泡餐具将在被禁14年后，重新“合法”入市。民众质疑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当初被禁的发泡餐具，为何突然解禁？民众关切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是否危害健康？是否污染环境？

而近日，一份《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在网上曝光。协议中广东等10家发泡餐具厂被曝向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联合出资450万元“公关费”，由后者向发改委等部门推动发泡餐具解禁。而450万元公关费事件曝出的时候，国家发改委正好发出通知，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解禁。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接受采访后承认了网上披露的《协议书》的存在。（据现代金报，新民网）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在近期正式对外“亮相”。未来一些省市开展大规模的中小城市建设，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也将由此成为一股“大潮”。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就有上百个。

据此前报道，在中国城镇化投资潮启动之际，外资再次抢先布局。曾在瑞士银行任职超过十年的李杨说：“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的投资机会再一些经济动力十足的小县城”。有部分省市准备推进“县改市”计划，这肯定引发一波新的投资高潮。近期在浙江余姚县等三线小县城，都有外资在当地谈开发县城的项目，有的已经成功注资。

3月18，亚洲开发银行也发布报告称：“预计流入中国及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资金将出现激增，或将导致重大风险”。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心腹”赖素如今天被检方裁定受贿百万台币。曾经的国民党“立委”林益世受贿案也于今天结束侦察，蓝营的政治形象遭受重创。赖素如是马英九的办公室主任、台北市议员，被外界目为“小马哥”的御用律师。

全台最大开发案“双子星案”经过八个多小时审理，裁定赖素如涉嫌收贿100万台币。29号凌晨，法院裁定准以赖素如120万元台币交保并限制住居和出境。

党内人士分析说，如果赖素如出事，政治效应会非常严重，恐怕会加速马英九在党内跛鸭效应，引爆国民党主席之争。（据凤凰网 中国日报等）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0日抵达蒙古与政府高级官员会谈，双方就发展两国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及环境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就加速推进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谈判进程也取得了共识。此外双方还一致表示将和美国建立三国政策对话框架。

另据日本《产经新闻》题为《从外围稳步推进对话战略》的一文中指出，蒙古是安倍任首相以来访问的第五个国家。此前安倍已经访问了东南亚三国和美国，并积极与澳大利亚开展外交活动。印度总理不久也将访日。这一系列外交看似散乱，实际上目标都对准了中国，意在构建对华包围圈。（据中新网，新华网）

近年来，国际媒体将委内瑞拉描述成一个食品短缺、电力供给不足、政策失效、经济不景气、政权濒临瓦解的国家。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用片面的描绘让人们误认为那是一群妄图通过民粹主义政策和夸张的口号巩固政权的社会主义小丑，而民众在为此忍受煎熬。

然而实际数据所揭示的真相与国际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大相径庭。近十年内，贫困指数显著降低，人均消费指数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消费指数的激增、贫困人数的下降、国家人口总量的稳步增长使得委内瑞拉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多。90年代相对停滞的粮食生产情况已经一去不返，03年至11年牛奶产量增加了2.3倍;牛肉产量增加了19%;鸡肉产量增加了60%;稻米产量增加了25%;玉米产量翻了3番。委内瑞拉现有六座水电站，其中三座是由查韦斯政府出资建造的。产电量在其执政期间也一直呈涨势。

来自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派生的一系列错误经济政策，是今天中国一切腐败现象和市场乱象、社会危机濒临爆发的总根源，致使中国已濒临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因此，当今中国必须对已有的新自由主义的顶层设计进行反思，重新探索有正确的经济学指导思想的顶层设计。由于近代德国是后发民族国家的典范，因此也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国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伟大的李斯特国家主义和国民主义经济学。

他从德国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从历史、理论和政策的多种角度，论述了怎样使德国发展成为工业强国的问题；他把工业进步、对外贸易同农业增长、农业资本投入以及农村过剩人口流动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强调工农业两个部门的结构差异；他虽不赞同自由放任的政策思想，却并没有完全否认市场经济的作用，而是主张国家部分地对经济领域实行干预；他的有关实行多样化的、有节制的、适度的保护税率的想法，以及强调应对处于发展时期的制造业部门实行保护的观点，成为当今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中的关税结构理论和保护幼稚工业论的重要理论来源。

媒体、尤其主流媒体无视国有企业发展的基本事实，忽略国企所面对的激烈竞争、肩负着的巨大的社会责任等，对国企进行有罪推定判断。究其原因，有着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主流媒体、尤其财经媒体，早已经高度地“政治化”了。他们信奉新自由主义，认为国有企业带有社会主义的原罪，所以无论国企做的如何，都难逃被媒体围殴的命运。其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而国有企业成了这些跨国公司完全占领中国市场的最后障碍。

另外，四大门户网站在外国的上市，更为国际资本“围殴”国企奠定了舆论基础。最后一个原因来源于国企自身。有为数众多的国企领导人和经济部门的管理者，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化说教，因此在舆论面前往往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国企辩护，甚至主动去讨好那些妖魔化国企最力的经济学家。譬如，中石油竟然聘请百般论证取消国企必要性的陈志武教授作为独立董事。总之，国企未来的发展，必须要构建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才能走得长远。

当前，全球货币结构越来越不能反映全球的经济结构，美元凭借霸权税不仅扰乱了全球信用总量、信用创造机制、真实经济增长机制的关系，更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混乱，“美元陷阱”危机四伏。对于金砖国家而言，改变本币盯住美元的状况，渐进式与美元“脱钩”，推进“去美元化”进程才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也是最务实的一步。

首先，要积极建立金砖集团内的主权货币结算制度，积极推动各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其次，可以允许贸易项下主权货币的相互投资;在贸易项下的资金流动开放以后，可以相互允许各自的企业到对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共同建立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

再次，要推动金砖国家间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鼓励实行与人民币挂钩的汇率机制。

最重要的是，打破美元陷阱和美国国债的陷阱。

老Géi是个男孩，比我大两岁。他首先长得特别Géi，长条脸，但肉很多，肉都集中在鼻子以上，鼻子以下突然瘦削了一半，急速地延长下去。老Géi不大与别的孩子玩，但他喜欢看别人玩，一边看一边“嘿嘿，嘿嘿”，发出刺耳的奸笑。或者在一旁另玩一套，谁也看不懂他玩的是什么。他最喜欢观察和模仿别人的动作……

小Diā是个女孩，比我大一岁。有一个“嗲”字，读第三声Diǎ，形容人的言行故作撒娇，令人肉麻，比如说“嗲声嗲气”。她的五官长得非常不真实，线条极为简洁清晰，好象是画上去的。小Diā的仪表姿态处处都显着Diā。

我很欣慰能够在人生中遇见老Géi和小Diā这样比较另类的邻居，他们仿佛玉皇大帝派来的假面教员，用活生生的形象教导年幼的我，要做正常的人。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然而做到这一点，竟是颇有难度的。君不见今日神州，到处都可遇到老Géi和小Diā吗?

柳传志神话中的“联想之路”是一条错误的路，错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对联想的发展道路作了错误的描述；另一方面，它主张一条错误的高科技企业发展道路。这两方面错误集中在三个要点上：

第一，   把联想集团的成长归功于“贸工技发展路线”，主张走“贸工技”的路子。1995年倪光南被撤销联想的总工程师职位标志着联想开始抛弃原先的“技工贸”发展路线。在这之后到2003年的8年间，联想集团的年销售额增加了不到5倍，而之前的8年里，联想集团的年销售额却增加了至少60倍！

第二，   宣传“民营化”促进了联想的发展，主张强行对高科技的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国退民进”的“民营化”。仔细审视中关村的任何著名高科技公司，其成长都依靠了国家巨大帮助。制造私人大股东对联想集团的发展坏处大于好处，最致命的是其发展不再有厚实的技术根基。

第三，   宣扬联想的成长离不了香港商人的销售和筹资，主张靠境外商人的销售和筹资渠道来发展高科技企业。而香港商人其实是只能占国有资产的便宜而不能为任何大企业创造财富。

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培训班”上，两位授课教授在讲授中国共产党党史、解读十八大党章时有明显的错误和硬伤。譬如，中央党校李教授污蔑毛主席“权谋”打击刘少奇，但实际情形却是，毛刘二人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分歧，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式理解不同，是路线问题，根本不是个人私怨。这一点，连王光美都是承认的。

 譬如，李教授的另一个错误，就是认为毛主席大跃进失败后为避责任退居二线，但实际情形却是，在1959年4月，毛主席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虽然这时毛主席已经发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但是此时“大跃进”还没有“失败”，而且还在轰轰烈烈之中。毛主席提出退居二线有其深远的考虑，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的，绝对不是工作没有做好逃避责任。再譬如，宋教授解读十八大党章的一处硬伤，就是认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但实际却是根本上割裂了把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对立起来，把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说成是邪路，这是绝对错误的，是严重背离十八大精神的，也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污蔑。

中国的哈美者，充当美国资产阶级媒体赞颂声的传声筒，赞颂美国资本主义，却掩盖美国的贫困、腐败等问题。而实际上，美国的贫困却极其严重。美国学者埃里伦奇关于美国服务业劳动者工作、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五分一毛——聚焦美国福利改革之弊》，详细批露了美国贫困的多方面的表现，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削压榨。

 譬如，底层劳动者根本未能分享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物质财富增长成果，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拿微薄的薪水谋生，多个企业里的工作时薪都远低于10美元，劳动者工作时需避免管理人员发现只好偷偷地去小便。更有甚者，福利改革将使大约400万妇女抛入每小时六七美元工资的劳动市场，许多美国底层人民月租远超400美元，却仍只能租住旧车改装房或拖车活动房等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图表显示，中国的两大外资来源地是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而这两个地方又被认为是中国权贵和富商们的洗钱场。洗完钱，又“变身”为境外投资回到中国。

如：假设有位中国权贵或富商要转移资本。通常他会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一家控股公司B，然后让自己的公司A在香港上市。在A公司IPO的时候，再利用B公司购买A公司的股份。这样，就拥有了境外直接投资（FDI）的身份，兜了个圈子又回到自己在中国开设的企业。

这种方式回流中国的资金无需为IPO的利润支付中国国内的资本利得税，更妙的是，FDI在中国还享有退税优惠。所以，该权贵或富商将自己的资金包装成外资就可以占两次免税的便宜。

罗援、戴旭们大声疾呼国人提高警惕反侵略，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普世公知”们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他们是“宣扬战争”(张鸣)、“激发战争狂热”(吴祚来)，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对于美国最近公开发表的《“轰炸北京”》，大骂罗援、戴旭的吴祚来 、张鸣 、贺卫方、冯玮等“普世公知”们个个装聋作哑，屁都不敢放一个，整天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专挑中国军人辱骂、一味“耗子扛枪——窝里横”，算什么本事?

80年代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现在很不相同，而且要幸福得多，而现在好像已经被套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卡索。人类思想从来没有这么僵化过。而表象上是人类思想从来没有这样自由过。我相信全球一体化日益加剧，加剧到每个人都是机器里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有主宰性，这时候很多的感觉都是无力感。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我们正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时代。作为反弹，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可则越来越高，自五四以来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高过，而对西方文明的口碑从来没有跌到这么低过。

因此我强调细读西学，真正读西学，不要道听途说，不要把西方文明当做能治中国的药。要真正了解西方文明，明白他们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向上看的问题，而不是向下压榨。而西方化则是民主和民意反掉了所有的文化，那么西方又到底是个什么文明呢？

文化和文明不是空无的概念，中国崛起要负有自身的文化使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的崛起。

与70年代末汇集起来的民众希望发展民生，淡化意识形态的流变相比，当下正在聚集并发酵的“求变”势能是何其相似乃尔!只不过，今天与30年前兴起的潮流走向恰恰相反：民心指向的，不是以GDP为中心的先富情结，而是恢复中共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意志；民意呼唤的，不是要颠覆红色的理想信念，而是要重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如何打破僵局?（1）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并重塑中共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威望;（2）给红色舆论以合法的平台，让人民的正气压倒反动势力的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