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周末，我以私人度假身份赴新加坡参加了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6月1日上午，王冠中副总长强硬回击安倍和美防长哈格尔后，我偶遇会场内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先生。他一眼认出我来，很严肃地说，你当初采访我时提问很尖锐。我说对您还算客气，接着我回忆了1995年我专访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追问的两个问题：谁当年在阿富汗支持塔利班对付冷战对手苏联?谁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了萨达姆·侯赛因对付伊朗?舒尔茨大为不悦，采访结束时他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资料图)
我的提问点中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要穴：在与其战略竞争对手博弈时，美国常发动代理人战争，从后排指挥。今天亚太地区唯一可以凭实力也有意愿挑战守成超级大国的，有能力重新安排亚洲安全秩序的潜在对手是中国。国防预算大幅削减之下，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当然需要借力打力。那么，谁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应征者，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也。
且不说中国是否真的如美国超级鹰派米尔斯海默教授所言最终会挑战美国蓝水海军的霸主地位，历史表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美国自食其果，支持塔利班，客观上庇护了基地组织，成为美国反恐的头号敌人。美国支持萨达姆，结果这位大独裁入侵科威特，用美国提供的化学武器(有国际媒体报道)屠杀了库尔德妇女和儿童。虽然很难想象在战后实行了民主改革的日本，右翼会一帆风顺地重归军国主义，但许多中国学者有共识，借口中国和朝鲜威胁，日本右翼会继64年前的朝鲜战争，再次充当美国对抗北方“铁三角”的桥头堡和代理人。第一步，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款，推翻美国强加在它头上的和平宪法，在明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前，试图改写亚洲战后体制。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已经在上海亚信会议期间明确表示，两国将联手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决不允许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后裔否定二战成果。有意思的是，安倍在本届香会晚宴上居然鼓励“新日本人”要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可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大战犯。
谁都知道，一心推翻战后体制的日本右翼包括前日本民主党领导人始终主张美军离开日本，内心十分反美;部分有战略眼光的日本政治家还主张成立东亚共同体和亚洲货币基金，排除美国。韩国军队也一度希望拿回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时最高指挥权，大韩民族主义和日本右翼曾经让华盛顿一身冷汗。恰在此时，钓鱼岛的购岛发生了，那么巧，那么戏剧性!本来非常被动的美国在亚洲一夜之间恢复主导话语权并重新巩固冷战时期的双边军事同盟。我不是阴谋论者。但是，冷战期间美国培养了一批能掐会算搞厚黑的战略家，斯诺登事件就暴露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思维，监听盟友，把自己的绝对安全建立在别人绝对不安全之上，抵近侦察，拉帮结派，赤裸裸地物色新的地缘对手，养活饥饿的军工复合体，在中期选举之前大秀对华强硬。这样的民主国家如何靠榜样领导世界(lead by example)?
这且按下不表，1960年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据尼克松当年访华时对毛泽东说，是为了对付日本右翼的cork in the bottle瓶塞子。那么一旦日本恢复集体自卫权，告别无核三原则，加入核军备竞赛，二战期间对日本扔下原子弹的美国怎么办，谁最忧心忡忡?首先是美国。热衷于搞离岸平衡和代理人战争的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否会从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火拼中渔翁得利?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否如五四后的救亡运动，再次被我们的近邻日本所严重干扰和中断?面对更多敢于说不的中国将军，美国五角大楼当然会幸灾乐祸。
最后一点，安倍在香会晚宴的主旨发言中主打人权和法制牌。连美国人都私下担心，否认慰安妇的一个右翼政府怎么会尊重人权?参加香会的全国人大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第一场特别论坛上指出：一个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肆意捕鲸的民族，怎么就严谨地尊重了国际法呢?
明了人王冠中副总长当然需要脱稿回应：别忽悠了。两个身披皇帝新衣的大国，一唱一和，多少有些滑稽。回到本文的最开始，在中国做生意的前国防部长科恩先生很诚实地说，你问的都是事实。王副总长也同样欣赏美国的直来直去。这就好办了，不如中美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各自的红线在哪里，奥巴马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也借用了中国的措辞，提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双方挑明了，也好重新建设性地思考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提出的G-2的中国版模式，尊重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重大利益，接纳中国的崛起和大国地位，放弃物色代理人的冷战思维和短视，重新飞越驼峰，联手对付法西斯的后代，避免“积极和平主义”原形毕露和战略失控，共同致力于东亚的共同繁荣。这样美国才不至于继1949年后再度丢失中国。今天的中国谁也无法丢失，因为代价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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