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是日本走向发达的基础
刘军红
最近，日本经济走过了历史拐点，进入战后最长的增长周期，但一般国民仍没有实实在在的景气复苏感觉。经济学家们把这归因于“工资未能跟随上涨”，导致个人消费沉闷，景气复苏缺乏内需支撑。
实际上，工资的提升是日本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基础。自1955年战后日本经济正式起飞后，日本政府就确立了较为科学的工资体系，使工资水平与景气状况、生产率上升率以及物价上涨率保持联动关系，确保了内需及时扩张，奠定了由“发展”走向“发达”的制度基础。
进入60年代，池田勇人政府又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一步将工资管理体系纳入国民经济增长体系，并及时启动了“企业养老金制度”，确立了“国民养老金制度”和“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使国民收入增长有了制度保障，极大地刺激了国民消费，初步培育起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架构。
这些制度保障，对于当时形成日本社会的“三大神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时尚，以及后来的“我的小汽车、我的住房”等新消费浪潮，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新型的消费浪潮，又成为支撑日本经济持续高涨的重要支柱。结果，只用了7年，日本就提前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2倍。此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形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像换了个国家一样”。
而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度表现了典型的“泡沫崩溃综合症”：从实体经济上看，企业呈现设备过剩、雇佣过剩和债务过剩的“三过”局面；而金融经济方面，鉴于土地、住房等不动产全面贬值，银行不良债权暴露，金融信用紧缩，导致股价低，国债收益率低，日元汇率低的“三低”状态。在此背景下，职员工资下滑，个人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收益缩水，一般国民收入急剧下降，内需缺乏活力，景气迟迟难以真实复苏。
自1992年，日本政府连续出台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刺激景气，仍未能挽救日本经济陷入10年衰退的命运。尤其是，在日本经济衰退过程中，全球化和地区化大潮涌动，迫使日本经济改革不得不注重应对全球竞争新形势。企业为确保全球竞争态势，全面清除泡沫沉渣，减少过剩的设备，大规模裁减正式员工，同时，削减员工工资，追逐企业利润。结果，到今天，景气虽走过历史拐点，企业收益也连续呈两位数上升，但人均工资总额却连年下降。2006年11月，日本经济进入战后最长的增长周期，而总体工资水平仍未形成上升势头。员工工资与企业收益明显脱节，使经济增长无法实现内需支撑局面。这是导致当前日本经济“有景无气”的根本原因。
对此，就连一向代表资方利益的日本自民党都感到了现实危机。年初，针对每年春天进行的劳资谈判（日本称之为“春斗”），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甚至直接呼吁大企业要切实给员工加薪，被戏称为“工会干事长”。这反映了日本执政当局已经意识到国民收入增长的迫切性。甚至，中川秀直在他的《GDP1000万亿日元》一书中，将国民收入与景气同步增长，视为经济安全的根基之一，被称为“中川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关键一环。目前，日本的个人消费总额约为280万亿日元，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0%，虽然其变化幅度较小，但其基数大，稍有变化，就会对经济增长构成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此，完善就业、工资体系，成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制度建设。
“经济是为人而存在的”，这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哲学。而政府的经济对策，说到底就是要给每个国民带来现实的富庶生活，正所谓“经世济民”才是“经济”的真谛。从发展经济学上看，实现由“发展”到“发达”的历史跨越，可谓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夙愿，但多数“后发国家”并未如愿。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国未能在经济起飞后，及时建立与景气联动的“就业、工资体系”，导致“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与“工资水平”相互脱节，抑制了内需扩张。战后日本经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与教训，或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启示。▲（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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