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份报告看美国思想库对华政策
作者：刘卿
随着2008年大选的临近，美国政府对外政策走向成为各大思想库热烈讨论的话题，共和、民主两党前政要和各派学术泰斗纷纷亮出自己的观点，试图对后布什时代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在对华政策方面，从去年秋季到今春，有三份思想库报告格外引人注意，即普林斯顿报告、阿米蒂奇报告、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三者分别从全球、亚太和双边关系三个层次探析对华外交政策的选择，体现了美国智囊人物对未来美中关系的看法。
普林斯顿报告：以民主同盟诱导中国
普林斯顿报告去年9月公布，原名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因由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策划而得名。研究计划由里根时期的国务卿舒尔茨和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担任共同主席，有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横跨民主、共和两党，历时两年多，所以，有人将该报告与冷战时期的乔治•凯南报告相比，称之为21世纪美国的“X文件”。
普林斯顿报告意在加强和更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础，勾勒布什之后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当今世界与冷战时期大不一样，美国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各异。因此，用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遏制战略”已不再有效。
为确保美国人眼中的世界秩序，报告建议，利用一切可行方法和手段，帮助尚未达到民主标准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改造联合国，建立民主国家间同盟；保持自由民主国家的军事优势，重振北约，预防性打击恐怖主义。
普林斯顿报告对中国论及不多，却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挑战”之一。不过，报告不主张单纯“遏制”中国，而应给中国国际空间，诱导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使其成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报告建议，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秩序，防止中国主导泛亚秩序；以美日同盟为基石创建东亚安全组织，将中国纳入其中；加强与印度的关系，重视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在平衡中国崛起中的战略作用。
普林斯顿报告把推进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最核心内容。它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两部分，倡议以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思维。
阿米蒂奇报告：两面下注防范中国
今年2月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的阿米蒂奇报告，又名《美日同盟：让亚洲正确迈向2020》，由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领衔编撰。
2000年，阿米蒂奇曾发表《美日同盟：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极力鼓动强化美日同盟对抗中国崛起。他在布什的第一任期当了近4年的副国务卿，并将此理念付诸实践。今年的新报告依然强调美日同盟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但不再固守美日同盟，而是超越美日双边关系，增加了美日与华合作内容。
新报告指出，世界重心已转移至亚洲，美日同盟面临的最重要的变化因素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中国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也可能成为“亚太安全威胁者”。印度是一个能与中国竞争的大国，尽管增长速度目前比不上中国，但诸多指数显示，到2020年印度可能超过中国。
阿米蒂奇认为，美国应更加重视亚洲的崛起，防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他建议，美日应继续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协调与配合，但同时指出，一味采取围堵的方式只会加剧中国的战略猜疑，因此，还应加强同中国的接触，缓解中国的疑虑。报告也指出，在亚洲战略博弈的棋盘上，印度是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棋子，美日应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极力影响印度不结盟的战略文化。
尽管阿米蒂奇已于2005年离开布什政府，但其报告仍掷地有声。这份超党派东亚安全报告代表了美国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战略焦虑，主张采用两面下注的方法对付中国，即一方面强化美日同盟，拉拢印度，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增加与中国的合作，争取使中国朝着符合美国思路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方向前进。
外委会报告：对话接触包容中国
今年4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美中关系：肯定的议程及负责任的道路》的对华报告，项目主席是前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和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报告涉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世界的融合、军事现代化以及美中关系等方方面面，是美国近年来少有的全方位研究中国崛起与美中关系的报告。报告强调，美中关系将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报告指出，在过去35年中，美国保持对华接触，总体上收到积极的效果，中国越来越遵守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尤其是在贸易和安全领域。在当前，无论是在反恐、防扩散，还是在能源安全和环保问题等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报告认为，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国际和平与稳定，需要与美国合作，以处理亟待解决的国内问题。美国最好的应对方式是进一步将中国融入全球大家庭，使其在人权、安全等方面的行为符合美国利益和国际准则。
报告建议，美国应结合“均势”和“大国协调”方法维持其在亚洲的安全利益；支持日本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同时支持日中建立更合作的关系；加强同中国邻国的安全合作，与东盟签订友好合作协定并在东盟设大使职位，加入东亚峰会，深化同印度的军事合作，寻求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席位；督促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减少相互猜疑；在台湾问题上，继续采取“双重制约”和“双重保证”政策，在阻止大陆攻台的同时保证美不谋求使台湾永久与大陆分离，在反对“台独”的同时向台湾保证美不强制其与大陆谈判。
外委会报告是在总结以往接触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发展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后提出的，反映了美国对华务实派的观点。它欢迎、接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以乐观、自信的态度引导中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报告是对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肯定。
总体来说，三份报告风格各异，各有侧重。相比而言，普林斯顿报告更具宏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阿米蒂奇报告则属中观分析报告，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内涵兼而有之，而外委会报告更具策略性、对策性。在对华态度上，普林斯顿报告和阿米蒂奇报告相对悲观，而外委会报告则相对务实。
尽管三者分析的角度不同，但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影响美国未来战略走向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都主张接触中国、塑造中国、引导中国，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去挑战美国的利益。但是，三个报告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存有偏见，主张继续运筹美日同盟，拉拢印度，防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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