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看美国外交
作者：龚小夏
西皮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从十岁起就开始在北美洲生活，却始终保持着他那个拗口的波兰名字，让普通美国人叫不出来。不仅名字保持原样，他的英文中还带着明显的波兰口音。一九七七年，卡特总统入主白宫的时候，选中了这位杰出的外交政策学者去给他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被人认为是民主党的基辛格。
的确，布热津斯基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基辛格比较毫不逊色。他精通世界历史和外交事务，对当年的苏联东欧集团更是有独特的研究。这位民主党的鹰派人物处处与苏联人作对，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更是一手组织了对穆扎希丁的支持，最后导致苏联人狼狈撤军。由于在推行现实与强硬外交这点上与老派的共和党更接近，布热津斯基曾经给老布什总统当过外交政策的重要顾问，并因此遭到了许多民主党人的白眼。
这几年中，布热津斯基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不久前，他出版了新书《第二次机会：三任总统与美国超级强权的危机》，给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分别打了B、C、F的分。他认为，这三位都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当总统的，可惜在制定外交政策、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蟹不如一蟹。
五月三十日傍晚，在华盛顿的一次半公开场合中，我聆听了这位老战略家讲述他对美国当今外交政策的问题与走向的评述，并向他提出了几个有关问题。
布热津斯基指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有克林顿和布什两位总统。这两人都没有能够把握住历史的机会。克林顿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是全球化。他的班子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向，而且也是一件对美国有利的好事。布氏分析道，克林顿的这种思想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很有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而相形之下，布什的思想就更像是列宁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能够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改变历史。九一一之后，布什那句著名的话“不是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反对我们的那边”，就是从列宁那里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那是当年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说的话。
对于布什总统这种思路，布热津斯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反恐战争以来布什政府一反美国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美国人中建立了一种恐惧的文化，似乎恐怖主义无处不在，因此政府可以要求人民放弃许多自由与权利。美国历史上许多总统面临过比这更大的危机，比如罗斯福在大萧条中就任，上台后马上告诉人民的是：“我们需要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现在美国人民中这种恐惧的心理监狱必须被打破，这个国家才能有健康的未来。
布热津斯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大灾难，摧毁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让美国丧失了国际信用，并且也摧毁了伊拉克这个国家。他主张，美国要尽快从伊拉克撤军，但并不是单方面说撤就撤，必须与伊拉克的领导人磋商。这些领导人并不能只包括在美军保护下、蜷缩在巴格达安全区内的那些人，而是包括各个派别的领袖，甚至那些美国不喜欢的人。毕竟在美国撤出伊拉克之后这些人还在那里领导着那个国家的各派。他谈到，有政府内部的人主张，美国军队应该在伊拉克长期呆下去，甚至要在那里驻扎五十年，就跟驻扎在韩国一样。这实在令人担心，因为韩国和伊拉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起码韩国人欢迎美国人呆在那里，伊拉克人却并非如此。
有趣的是，他虽然批评伊拉克战争，但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当年支持阿富汗内部反对苏联的伊斯兰圣战、导致塔利班政权的兴起是否一个错误时，布热津斯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不！”他进一步解释说，虽然支持了一些极端者，但是在打败了苏联的同时，美国也为自己争得了更多的朋友。这是九一一之后美军能够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顺利进入阿富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政策策略上，布热津斯基都反对“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这种说法。他指出，十九世纪俄国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前后暗杀了包括沙皇在内的七百多名俄国高层人物和官员，但是谁也没有管他们叫“东正教恐怖分子”。天主教、基督教之内也有一些极端的团体，可是这些人不会被称为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恐怖分子。伊斯兰是个大宗教，而且是个有宽容传统的宗教。一旦在恐怖分子前面冠以伊斯兰的字样，就将所有教内的人都牵连在内。将心比心，绝大多数与恐怖分子无关的穆斯林会怎么想？
至于如何重新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恢复美国的信用，布热津斯基说，在当今的这个世界上，个人尊严、社会多元、社会公正，比民主这个形式更加重要。他觉得，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并据此来重新定义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克林顿虽然推崇全球化，但是同时也鼓励美国社会的自我放纵，完全不考虑为人类的环境与他国人民的利益作出一点牺牲，这样的放纵成了整个九十年代的风气。要知道，美国目前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不是能够推广到整个世界的。而到了九一一之后，布什政府就更加不负责任。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布什相信自己负有特殊的使命，只需要向上帝负责，尤其是零四年连任之后更加如此。至于他身边的一些人，简直就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布热津斯基对民主党领导人看来也甚为失望。他认为，民主党零四年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自己瞻前顾后，没有原则。至于美国下届的总统候选人，他推崇两个人：民主党的奥巴马参议员与共和党的查克•黑格尔（后者至今还没有宣布参选）。黑格尔是共和党里面的温和派，对外交事务非常熟悉，主张美国从伊拉克撤出。而奥巴马虽然不太懂外交，但是他这个人本身就代表了美国社会非常光明的一面——多元、宽容、机会均等，这对于美国在世界上重建形象会很有帮助。
被问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布热津斯基觉得中国的经济变化虽然很快，但政治上却没有多少改变。他举出了十九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兴起的例子来作比较，认为中国比当年的德国要更遵守国际规矩，包括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表现。美国在东亚地区应该更多地与中国、日本合作，这样才能保持该地区的稳定性。
作为老资格的外交家和杰出的政治历史学者，布热津斯基的整个思维方式和参照事物——苏联东欧集团、法西斯主义等等——都留下了冷战甚至二战时代的深刻痕迹。遗憾的是，虽然冷战年代还是最近的记忆，在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里面，像他那样对这段历史娴熟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如果不了解这段直接塑造了当今世界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无从理解这个世界本身。也许，忘记历史正是美国外交这些年来最大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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