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资本主义剖析

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俄罗斯资本主义剖析
 
【出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200510 200511

【作者简介】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Stanislav Menshikov，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译 者】朱雅文

  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缅希科夫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实质是僵化的寡头垄断。尽管政府努力控制尤科斯石油帝国，它并不打算触动这种寡头垄断。此外，政府甚至不考虑改变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更不用说产业政策。一个结果是，工资在GDP中所占份额低得异乎寻常。
  如今的俄罗斯经济是一种寡头资本主义，大多数基础产业存在高度的集中性和垄断性，银行系统欠发达，政府对经济的刺激不力，而社会保障的基础日趋缩小。这种体系往往依赖过高的利润率，阻碍技术进步，增强通货膨胀压力，造成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和大规模贫困，并阻碍一个人数众多和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崛起。结果是，国内市场极其狭隘，对矿产资源高价出口过分依赖，制造业和高技术领域出现衰退和停滞，总体经济的增长既不平衡也不稳定。这种事态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市场改革和经济运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已证明完全符合一个极其狭隘的、以迅速的自我致富为中心的寡头资本家集团的既得利益。本文提出一份为改善这种形势所需的改革的清单。这些改革以制度的和进化的经济理论为基础。
  在我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合著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共处》（Capitalism，Communism，and Coexistence）（1988年出版，后被译成俄语、法语和其他语言）一书中，加尔布雷思和我认为，俄罗斯的中央计划经济将缓慢地转换成一种混合体制。这种体制将竞争的市场机制与国家的积极干预以及发展良好的社会保障基础结合在一起。我们所遵循的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社会经济趋同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简·廷伯根（Jan Tinbergen）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出，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流行一时。
  当时我本人的观点是，苏联体制将缓慢地引入市场经济的许多重要特征，与此同时保留中央计划经济的某些特征。中央计划经济尤其与长期资本投资以及有关宏观经济基本比例的决定有关。至今我仍然认为，这种路线对我的国家来说是最适宜的，因为从长期来看，这种路线能使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最理想和最有效的特征最佳地结合起来，而从短期和中期来看，这种路线将有助于避免在向资本主义急剧转变的过程中立即发生畸变和破坏。
  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被迫辞职和苏联解体后，上台执政的政治力量却实行一种不同的战略，这种战略导致1992～1998年漫长而深刻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40％以上。即使在经过4年经济恢复后的今天，改革前的GDP水平仍未恢复。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与最近10年来所呈现的情况一样，可被比作一种惯性体制，正沿着从长期来看是自我毁灭的、但极难改变的轨道前进。
  　　　　惯性经济体制及其前景
  这种体制的主要制度性特征如下：
  ●寡头垄断和独家经营而不是竞争盛行；
  ●寡头金融—工业集团与相对说来发展不充分的银行业一起占据支配地位；
  ●企业寡头与政府密切结盟，但后者在指导经济方面的作用仍然非常软弱；
  ●总利润在GDP中所占份额过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高得过分；
  ●影子部门——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在GDP中所占份额过大。 这种惯性经济体制的这些特征导致经济代理人的行为和宏观经济的动力出现某些消极的规律性。例如，寡头垄断和独家经营的盛行已造成企业的一种典型定位：不是通过增加产量和销售，而是通过维持高得离谱的利润率，即涨价幅度超过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甚至制造业20％的平均利润率也被认为太低，不能保证大量长期投资，而经济的产生资本的主要部门（这些部门全都是面向出口的行业，诸如石油和有色金属）以高达50％的利润率运行。
  这种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出现，当时产量或者不断下跌，或者停滞不前，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在这种环境中，增加生产是没有意义的，惟一合理的策略是通过提价使短期利润最大化。在那些年的实践中，公司尝试通过低价抛售击败竞争对手的例子即使并非闻所未闻，也是极其稀少的。相反，每一种可能性和每一个借口都被用于提价，即使在通过增加产量把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完全可行的时候也是如此。对大型甚至中型企业来说，这是一条规则。这些企业在全国市场和地区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并使用非经济手段、往往是纯粹的暴力消灭对手。除了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的蔓延，这也是小企业在俄罗斯经济中的重要性从未增强的一个原因。
  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卢布急剧贬值，减少来自进口商品的竞争变得可能，国内生产商的总体竞争力有所改善。自私有化以来，这个机遇第一次使通过增加产量而不仅仅是标高价格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变得可能。可是，即使在这种更有利的环境中，公司在增加产量时也注意避免减少利率。这种活动自然有助于延长高得离谱的通货膨胀，并导致卢布贬值所造成的经济优势迅速丧失。
  在外国经济中，寡头垄断和非价格竞争的盛行往往强有力地促进商品功能发生质的变化，并减少对新产品的追求，从而创造至少能带来暂时的租金或者超额利润的市场空间。然而，在俄罗斯，这种行为方式并未成为典型的行为方式。旧规则仍然流行，而在这种情况下，寡头垄断和独家经营限制了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别化。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公司基本上整体回避利用新的空间。俄罗斯公司通常只是在新产品已经在国外诞生，剩下的只是使其适应俄罗斯市场的时候，才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做。典型的例子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络的迅速传播。可是，除了在国防领域，几乎不存在新产品出自国内的例子。甚至在经常的型号变化必不可少的汽车业和民用飞机业，大型公司和潜在的强有力的公司也不能实现竞争优势，扩大新产品产量以满足有效需求。
  这种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强烈地不愿在长期基础上将资金投入现代化生产设备和建造新工厂。事实上，正如西方经验所证明的，只有在中期和长期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投入大量可偿还的资金，技术和产品才能不断变化。大多数俄罗斯公司，甚至掌握必需的资本财力的大型公司，也不具有这种长期战略。俄罗斯资本主义在生存的十多年中，没有建造一个全新的大型工厂（即并非在苏联时代开始建造的工厂），并且主要地通过利用现有的开工不足的生产能力或者以前发现和开发的矿产资源来满足产量需求。
  即使在像石油和天然气这样的利润很高的部门，新的基本建设实际上局限于由国家建造并出资的面向出口的输送管道。只是在最近几个月里，私营石油公司才表达了参与建设面向出口的新的输油管的意向（从西伯利亚到摩尔曼斯克向美国出口的输油管、到中国大庆的输油管以及到远东港口纳霍德卡向日本出口的输油管）。去年，惟一新的水力发电大坝——在苏联时代开始建造的布列亚大坝——投入运行，国有的电力垄断企业对此大吹大擂，而普京总统亲自出席投产典礼。
  由于技术进步停滞和资本投资不足，类似结果是寡头工业和金融集团占据支配地位。这些集团通常是由在可疑的金融投资活动和其他投机活动中挣得最初的千万财富的资本家创办的。他们的主要兴趣不是发展生产，使生产现代化，而是攫取最有利可图的、以前由政府拥有的资产，并利用这种资产使个人发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资产是主要面向出口的石油和金属企业，少数金融集团在夺取它们后，把它们改组成寡头垄断企业。如今仅仅5个主要企业——尤科斯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秋明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控制着俄罗斯石油业的80％。仅仅一个企业——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控制着几乎全部镍和钯的生产。
  在大多数集团中，银行是原始资本积累最初的主要来源，被用于以最低廉价格收购盈利的矿产资源公司。在这种新的超额利润基地被接管后，它们——而不是银行——成为集团中心。至于银行，尤其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它们大都已破产，失去了其作为利润主要来源的重要性。银行现已变成为构成集团的公司的现金流动提供服务和协调的附属环节。这种安排排除了银行部门作为一个公用事业行业的正常发展——银行业应该为整个经济而不是由内部客户组成的有限集团服务。
  以下是对MDM银行运行情况的一段描述， 该银行是一个寡头集团及其密切相关的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描述对其他银行来说也是典型的。2003年3月15日，报纸网站（Gazeta.ru）引用一个匿名内部人士的话说：“最近几年来， 正常的银行业务在这家银行是不存在的。贷款主要发放给集团内部单位，而银行本身扮演从属于集团的公司的金库角色，出于税收目的帮助使其现金流动最优化。唉，如果有一家银行不从事这种活动，那就是听任它首先向MDM银行发难。”
  在某个阶段，这种狭隘的银行专门化可能满足这种集团下属公司主要股东的短期利益。然而，这种短期利益已经与长期利益发生冲突，例如，在最大限度地实现着眼于向外国投资者廉价出售的市场资本化方面。外国投资者不会对购买活跃客户人数有限、储蓄基础极其狭隘的封闭机构产生很大兴趣。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集团急于增加下属银行的零售业务和地区分支网络，向公众公开财务账户，并将正常的商业银行业务与离岸活动和其他洗钱活动分开。对尝试让俄罗斯银行股份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来说，这种事态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为俄罗斯银行的市场资本化奠定了基础。
  显然，不必使俄罗斯银行业融入外国银行帝国，俄罗斯银行业的正常化也能顺利地继续进行。这些集团的领导人应该对扩大其信贷活动极其感兴趣，将信贷活动扩大到其自己的内部人士集团以外的范围更广泛得多的公司。他们应该尤其对促进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增加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感兴趣。可是，这些领域目前发展缓慢。短期利润最大化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狭隘的集团服务是首选。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央部署在地方的最大银行。地区银行和地方银行遵循同样的模式，其经营面向其主要股东及其公司的迫切需要。因此，规模较小但寡头垄断的金融和工业集团在地区和地方一级已变得广泛存在。对可能很难获得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的更大银行的资金支持的地方巨头来说，拥有其自己的银行是极其有利的。生活在一个人自己的屋顶下更轻松。
  经济发展也受到企业寡头与各级政府机构——中央的、部门的、地区的和地方的政府机构——紧密结盟的阻碍，与此同时，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促进仍是极其软弱的。现代市场经济存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政府的行动符合作为整体的企业阶级的利益。政府与所有主要的企业集团保持同等距离，从而能以符合整个体系的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并帮助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如果这个体系偏离平衡状态，进入一个衰退阶段，政府将帮助纠正正在形成的不平衡——即使其纠正行动与某些企业精英集团发生冲突——从而促使经济恢复平衡。
  在第二种模式中，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或者少数几个有影响的寡头集团。由于总体稳定往往与这些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政府作为纠正失衡和比例失调的手段的作用必然被削弱。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落在私人利益后面，而不是引导私人利益。这种特征可能消极地影响一般经济条件，并阻止经济以全部能力和可行的最高速度发展。
  事实上，这两种模式通常都不能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模式往往交织在一起。可是，一般说来，很容易看出哪种模式占优势。
  在俄罗斯，这两种模式的相互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某些领域如此强有力地受到寡头集团的支配，以致中央和地方当局都不能影响其活动。在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不仅他的“家族”——一个由商人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关系密切的集团——出于各种实际目的屈从于少数寡头，而且大多数政府官僚机构屈从于各种企业集团并代表其利益。有时政府就像由商人和腐败官员组成的家族的族长，与有组织犯罪相互勾结。
  弗拉基米尔·普京宣称政府与寡头保持同等距离，并宣布了充当企业精英的面对面的仲裁者的意图。看来，以前中央当局与具体寡头集团的直接联盟即将结束。然而，由于尝试协调政府政策与主要大企业组织的关系，叶利钦时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与有选择的企业领导人的会晤变得更经常了。另一方面，一些迹象显然表明，总统正在接近某些新的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在叶利钦领导下扮演第二位的角色，但现在将乐于利用其新近获得的影响力攫取有利可图但迄今尚未私有化的一大批政府资产。
  这种斗争的继续进行产生了混合的结果。跨部门工业银行（据说与普京关系密切）未能获得斯拉夫石油公司的控制权，而以米哈伊尔·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和维克托·韦克塞尔伯格（Viktor Vekselberg）为首的阿尔法集团赢得了斯拉夫石油公司的控制权（得到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支持）。可是，由普京任命取代前总裁和企业界大亨列姆·维亚克希列夫（Rem Viakhirev）经营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阿列克谢·米勒（Alexei Miller）与来自圣彼得堡的其他人一起，巩固了对这个天然气垄断企业的控制。这同一群人将对手决定性地排挤出了另一个领域——对武器装备出口的控制。电力工业最终看来也有可能被接近普京的人接管。此外，克里姆林宫目前打击尤科斯公司的结果看来必定是，该公司或者该公司的大部分被并入一个由银行和公司组成的新的大型寡头集团，而这个集团由普京以及忠于他的人控制。
  事实证明，政府充当仲裁者的模式是与政府内部重新分配财产和高利润空间的对抗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可是，普京显然不打算摧毁寡头集团的统治。相反，他正在使其自己的企业利益范围融入占优势的寡头垄断结构。
  这种方式也符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模式。根据这个模式，政府应该只关心实行符合企业利益的改革，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一种总的说来是有利的气氛，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这个模式成了普京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基础，并且大体上排除了政府在纠正现有失衡和恢复宏观经济平衡方面的任何积极作用。
  人们必须记住，在增长平稳、没有出现重大波动以及没有由于重大结构失衡而遭受损失的经济中，这个自由主义模式或多或少是成功的。在这种经济中，政府干预的作用可能确实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市场机制往往能自然而然地纠正微小的和暂时的失衡和波动。然而，同样的模式应用于如今的俄罗斯经济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俄罗斯经济中，两种最大的结构失衡之一是其过分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而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其他部门相对说来是不发达的和停滞的。这种失衡的基本原因是俄罗斯经济中总利润的分配不公。俄罗斯经济倾向于持续地再生产，不具有自我纠正的自发机制。在运行正常的竞争性市场上，部门利润率长期严重偏离宏观经济的平均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部门的获利能力极大地超过平均水平，资金倾向于流入这个部门，直至获利能力变得平衡。如果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由于经济的、自然的或者其他的障碍受到禁止，这种机制就不起作用。就俄罗斯的石油和有色金属来说，这种障碍确实存在。石油储量已被一个狭隘的公司集团侵占，这个集团利用自然的和地理的因素阻止新的竞争对手进入。
  同样重要的是相反的效应。由于获利能力的差距始终存在，在能源和原材料部门产生的过剩资本未能找到进入其他获利能力更低得多的部门的途径。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产生，而这是竞争的正常力量不能克服的一个陷阱。
  在竞争的模式中，从矿产资源开采的实物地租中获得的超额利润部分地或者全部由土地所有人据为己有。在俄罗斯，就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已得到承认，但国家仍然保留对底下埋葬着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等等的土地的所有权。私人公司开采矿产资源必须获得国家颁发的许可证。国家因此拥有矿物地租——私人承租方所赚取的超额利润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的权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用于这种目的的许可证是以最低廉的价格发放的，换句话说，实际上是免费的，但这不一定是最终决定。如果政府决定从地租中抽取比其如今所收取的更多得多的份额，它完全有权这么做。将被征税的确切份额是一个经济权宜之计问题，也就是说，取决于尽可能地和切合实际地使部门利润率变得平衡的需要。即使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现政府似乎也同意，向这个方向前进是必需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租金课税的技术问题，不如说是寡头集团的积极反对。寡头集团迄今认为他们自己是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人，不希望与经济的其他部门分享其超额利润。
  政府对尤科斯公司的打击涉及将石油地租的一部分重新分配给政府预算，但这种做法所解决的是作为个别公司的个案而不是产业规则的问题。其他石油公司继续将其来自石油的超额租金据为己有，至少就目前而言是如此。
  拒绝或者推迟解决这个问题将起到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作用。GDP增长率取决于其部门组成部分的增长。如果一半或者一半以上资本投资继续进入能源和原材料部门，那么，GDP的总增长率将取决于这个部门的增长。可是，因为这个部门面向出口，其增长率将与外国需求的增长有关，也就是说，与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忘记像普京总统所要求的那样，必须以更高得多的速度发展。
  只有在制造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更迅速的GDP增长率才是可能的。制造业面向国内市场，不受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限制。而且，正如上文已指出的，加快制造业增长的惟一手段是使在“出租”部门产生的过剩资本改道进入经济的其他分支。没有政府的积极干预，完成这种再分配是不可能的。可是，只有在政府不仅仅在口头上，而是切实地消除对已控制“出租”部门的寡头集团的依赖的时候，它才能执行这种手段。
  可是，即使撇开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不谈，经济政策在俄罗斯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软弱的。政府实际上拒绝利用财政政策的任何积极形式。例如，诸如政府采购暂时需求不足的商品或者政府资助基础设施投资等众所周知的刺激增长的方式完全被当局忽视。即使在税收政策方面——只是在财政领域，你才能看到政府干预的证据——政府的行动也是非常优柔寡断的，政府对短期财政目标的考虑优先于对刺激经济增长的长期需要的考虑。
  实际上不存在积极货币政策的任何痕迹。政府主要的经济活动是促进所谓的结构改革，而这种改革以那些仍由政府经营的经济部分的私有化为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寡头集团的控制甚至进一步得到强化，而政府的激励作用进一步被削弱。与此同时，政府在改革诸如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等关键领域的作用接近零。
  俄罗斯政府也没有利用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武器帮助发展竞争的国内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尽管出现了量的增长，产业结构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没有显示出对促进“新经济”，即计算机和信息学的发展感兴趣。就技术进步而言，俄罗斯是完全停滞不前的。
  在俄罗斯经济中，寡头垄断和寡头统治的一个主要结果是，总利润在GDP中所占份额始终过高，而工资和薪水（劳动收入）所占份额相应地始终很低。除了上述严重的部门失衡，这是国内市场狭隘以及不可能充分利用在国内产生的全部资本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部门失衡能得到纠正，总利润与劳动收入之间仍然存在的不成比例将使加速经济增长变得不可能。
  由于总利润超过GDP的40％，劳动收入（在扣除间接净税收后）所占比例仅为43％。这说明，为什么个人消费开支不到GDP的一半。加上资本总投资平均占到16％的份额，这两者仅占GDP的66％。换句话说，只有在政府采购和净出口达到GDP总量34％的时候，全部产量才能完全在国内出售。因为政府采购平均占到产量的另外16％，整整18％的产量必须出口。只有在比例过高的燃料和原材料能在国外以高价出售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有可能做到。
  认为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是不现实的。一种更好的决定是缓慢而坚定地增加劳动收入的份额，从而增加消费开支在GDP中所占的份额。 这么做应该有助于扩大俄罗斯制造业产品的国内市场。
  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过低是俄罗斯的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的另一种说法，最近10年来这种不平等已急剧增强。最高收入的1/5人口与最低收入的1/5人口之间的差距到2000年已达到6.4倍，而1991年仅为2.6倍。在同一时期，基尼系数从0.26增至0.39。个人平均收入方面的地区差别和部门差别极大，使得莫斯科看上去像是一块相对说来是繁荣的绿洲，周围是普遍贫困的外省沙漠，而这种贫困多半是一成不变的和自生自灭的。1/4人口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另外45％的人口可被认为处于贫困边缘。根据零售商研究组织最近的调查，60％至75％的人口实际上将其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食品，至多只有15％至20％的人口符合中产阶级的定义，所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有效的消费者购买力。
  为了从国际角度观察这个问题，请比较1989～1999这个10年俄罗斯的GDP构成数字与美国的相关数据。
  在美国，由于总利润和劳动收入所占份额更正常，个人消费和资本总投资所占全部份额高达82％。由于政府采购平均占到18％至19％，实际上全国的全部产量是在国内出售的，而份额较小的出口得到适当进口的充分补偿。
  增加劳动收入的份额，与此同时减少总利润的份额，这将使俄罗斯经济减少对境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并为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持续经济增长创造坚实基础。减少资本投资的份额没有必要，这种份额很大，但从结构上说有点混乱。更大份额的总利润应该被用于使固定生产资本实现现代化并得到扩大，目的在于减少资本产出比率，并增加投资的经济效率。
  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范围内实现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从短期或者中期的角度看来是如此。因此，在缺乏必要修正的俄罗斯，勾画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是轻而易举的：
  1.俄罗斯经济最好继续以中等速度增长，这种增长速度不可能实质性地减少俄罗斯与西方工业国家之间在人均GDP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现有差距。在最坏情况下，石油和原材料的急剧降价将阻碍增长，并使收入差距变得更大，而不是变得更小。
  2.技术进步将继续处于停滞状态，而且，俄罗斯的大多数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将继续缺乏竞争力。俄罗斯将不能避免其目前的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地位，并且至少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内将继续严重依赖工业世界。俄罗斯国内主要经济资产的控制权将被外国跨国公司攫取是十分可能的。
  3.根据平均增长率，并且鉴于政府在GDP中所占份额进一步下降，收入再分配的范围将变得更狭小，为教育、医疗、科学和艺术提供资金的条件将变得更糟。
  4.与此同时，出于各种原因，使俄罗斯的军事潜力维持保障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水平将变得不可能。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的虚弱地位，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球强国的作用将进一步减少。
  这种观点不是俄罗斯精英或者俄罗斯人口的大多数所喜欢的。问题在于指出俄罗斯经济可行的不同发展方向。

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实行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将造成不稳定局面。一种更现实的方式也许是避免不加区别地打击寡头和寡头集团，而是对其活动施加适当限制。
  　　　　可能的替代选择与政策解决办法
  为俄罗斯经济惯性找到替代选择意味着确定改变上述目前的机制的方式。
  一些人所建议的最佳方式相当于摧毁垄断和寡头控制的基础本身，使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和活跃有为的代理人，帮助形成各种工业部门和整个经济结构中的长期经济过程。这种建议包括使某些关键企业重新国有化，并在一种混合经济的框架内经营一个大型国有部门，而这种混合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经济的主要色彩。
  俄罗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一种共识是，对维持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平衡来说，维护并扩大市场是必需的。可是，这种共识也承认，虽然市场对维持长期均衡来说是必需的，但一旦主要的结构失衡倾向于变得过于严重，市场并不具有纠正这种失衡的能力。要作出必需的调整，国家应该起一种更积极的作用。可是，人数众多的经济学家可能认为，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实行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会造成不稳定局面。
  一种更现实的方式也许是尝试避免不加区别地打击寡头和寡头集团，而是对其活动施加某些适当限制，从而解决相同的问题。这种结果是可能的，如果国家转变成一种真正独立的力量，能够并且愿意促使寡头们遵守经济行为的某些已明确定义的规则，并避免尝试不适当地将其意愿强加于正在制定的政策。
  事实上，即使这种起码的方式也可能导致与精英阶层内部的某些势力的激烈对抗。这些势力与寡头联系密切，势必维护自己的利益。俄罗斯大多数主要报纸属于寡头集团，而且，至少某些电子大众传媒处于寡头集团强大的资金影响力之下，这并非秘密。众所周知，一些正在为议会中的席位奋斗的政党得到大企业的资助。寡头集团的强大影响也能在重要州的州长和大城市的市长一级看到。在这些条件下，为进行富有意义的反寡头改革而斗争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对精英阶层和广大民众进行教育，让他们看到目前的经济政策的切合实际的替代方案，而为了国家利益，这些方案急需得到实施，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也是绝对必要的。人们必须记住，在政府高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例如，弗拉基米尔·普京3年前在其对议会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一个完全是轰动一时的建议。当时他提出，把矿产租赁收益重新分配给其他经济部门。在普京总统提出这个倡议之后，对石油公司所征的一些税费确实提高了，但这种变化相对说来是微不足道的，没有解决重大的失衡问题。
  在过去两年里，虽然政府继续受到来自石油游说团体的强大压力，但它已正式承认改善经济中石油和原材料的失衡的需要。政府已提出一项计划，减少制造企业的税收，与此同时维持石油和原材料企业的税收的目前水平。这显示出某种向正确方向前进的行动，但变化的速度很小，实际上接近零。
  最近，当局已提出重新考虑20世纪90年代初私有化的某些结果的问题。在尤科斯公司亿万富翁股东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普拉东·列别杰夫于2003年被捕并因非法侵占政府所有的资产和严重逃税的指控受审后，这个问题已成为非理论的问题。可是，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这种对尤科斯公司的打击仍是一个例外，并不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断然决裂。
  新自由主义的信条之一是，国家应该不参与经济。这个信条在某些国家也许是行得通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对维持健康的经济来说特别关键的领域，企业是活跃有为的。可是，在俄罗斯，情况并非如此。例如，要是政府保留最大石油公司的所有权而不是实际上免费出售它们，矿产资源与制造业之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就不会发生。要是这种失衡发生，对矿产租赁收益征税的问题也不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结构性问题。私人经营的石油公司显示出比政府拥有的公司更好的业绩——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对私人拥有的尤科斯公司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财务报告与政府拥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财务报告的仔细比较证明，所报告的纯利润率实际上是相似的。自私人公司接管在苏联时代建立的庞大的石油工业以来，它们没有推出任何特别新的产品，也没有采用任何特别新的技术。铝工业和镍工业的情况同样如此。
  可是，如今这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家成为凭借其石油资产所获收益的主要接受者。通过使私人石油公司按目前方式经营、但改变对其收入征税的方式可能做到这一点。
  最近一个对租赁资产的过分收益征税的建议值得考虑。对矿业租赁资产的收益（即高于经济或者行业的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例如，平均超过总收入20％或者30％的任何利润应被认为是超额利润，并按比如说50％或者更高的税率对这种利润征税，而目前正常的利润税率为24％。
  另一个建议是对寡头的资本收益以及对其转移出国的红利开征特别税。这个有关红利的建议是直截了当的，并由西伯利亚石油公司最近的两次红利支付引起——每次支付的红利高达10亿美元。这些红利显然是纯粹的矿业租赁资产的收入，未被政府征税，而且远远超过该公司国内投资的需要。众所周知，西伯利亚石油公司90％的股份属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关键在于，根据现有的十分慷慨的税法，官方仅按4％的税率对支付给这位先生的18亿美元征税。 这种税率本身对社会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为13％。
  此外，这笔钱被花在国外，包括阿布拉莫维奇用3 亿美元收购英国的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用大约9000万美元购买一艘据称在巴哈马群岛注册的豪华游艇，以及定购一架新的波音767飞机供他个人使用。对超过1000万美元的巨额红利，应该征收至少50％的税，如果红利被转移到国外，应该以更高税率、比如说75％的税率对其征税。这将是一种公正的手段，至少能收回前几年由于税收松懈而被寡头侵占的一部分矿业租赁资产的收益。
  有关资本收益的税收建议是一件更有创意的事。例如，就尤科斯公司而言，1995年购买该公司花了区区3亿美元。而到2003年8月，该公司的市场股本总值已达到最高点的331亿美元，拥有全部股本70％以上的主要股东的资本收益是巨大的。一种推论是，只是在这种资本收益从纸面利润变成现金利润后，你才能对其征税。然而，这方面存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先例。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实行私有化之后制定的一条规则规定，在其最初的收购与未来某个日子之间的时期，私有化公司的新所有人必须按其股份的市场价值交纳38％的税。这个先例也能被用于俄罗斯，帮助把寡头的部分暴利归还给政府。
  另一种选择是，应该按其财产的市场价值对私有化公司的新所有人征税。税率无疑应该比适用于私人财产的1％或者更低的税率更高——适用于私人财产的税率是如此之低，以致征集这种税收被让给了市政当局。假如对可出售的私人资产开征比如说4％的税收，按霍多尔科夫斯基的80亿美元财产计算， 这将使他每年向联邦国库至少交纳3.2亿美元。追缴税收要走很长的路， 才能补偿国家以低于其市场价值的方式出售尤科斯公司的损失。
  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是使来自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过剩资本转而流入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行业变得更容易。除了建立政府经营的额外的金融机构以弥补银行部门的发展不良，政府应该采取特殊措施以促进资本市场的扩大，因为资本市场是资本流入缺乏资本的行业的主要渠道。应该得到特别关注的是，把银行业改造成真正的公用事业，并扩大保险业务、抵押信贷、消费者信贷以及各种形式的共同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如果私人资本不愿对这些活动进行适当投资，政府应该至少在临时的基础上建立其自己的机构以弥合差距。
  在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方面，政府的关注同样可能起主导作用——私人资本对发展制造业的反应是缓慢的和勉强的。汽车、飞机和计算机等工业是容易被人想起的一些例子。混合的所有权可能成为刺激这些多半是处于休眠状态的领域的良好开端。在开发这些领域方面，德国和法国的经验可能是有益的（大众汽车和雷诺汽车是两个例子）。
  可供替代的经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始终如一地改善劳动收入的份额。上述与美国的比较证明，在俄罗斯经济中，劳动收入的份额很低。可是，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并非始终像如今这么高。例如，1929年，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只占GDP的49％——实际上与俄罗斯目前的水平一样低。然而，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个比例增至58％到59％，并在最近30年里大致保持这个水平。如果这种改善在美国典型的市场经济中是可能的，这种改善在俄罗斯也应该是可能的，不会与无论什么样的市场规则发生抵触。
  在美国，这种改善的发生是机构和制度的重大变化的结果。大多数这样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初20年间，而且，多半是在民主党政府（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领导下完成的。民主党政府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福利国家的精神，致力于进行改革。这些政策导致政府采购在GDP中的份额显著增加，并导致工会在决定工资方面起更大作用。因此，国内宏观经济需求的结构引人注目地改变了。
  1929年，个人消费占国内最终需求的75％，投资总额占14％，而政府采购仅占9％。这种结构是与较低的税收一致的，课税既不提供个人消费需求的重大减免，也不提供公司用于资本投资的财力的重大减免。1929年，课税减免仅占全部个人收入的2.7％，公司总利润的2.7％。
  这正是俄罗斯大企业如今所考虑的一种理想的宏观经济结构。但是，有人可能认为，1929年的结构导致大萧条。在大萧条中，消费需求证明是很不充分的，而在缺乏政府的反衰退政策和稳定措施的情况下，经济奄奄一息。这种教训如今多半已被遗忘，但仍是值得回忆的。俄罗斯根本不能幸免于过去美国式的萧条。
  但是，美国接着对大萧条的可能再现十分担忧，得出了一些必要的结论。到1957年，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降至62％，但政府采购升至22％， 能充分补偿总需求的潜在损失，而总投资实际上保持15％的比例不变。这种最终需求的新结构反映了政府作为一种经济稳定因素的增强了的作用，是与更高的税收一致的。个人收入的课税减免升至11.5％（平均来说），对公司利润的课税增至48.7％。个人所得税增加8个百分点“吃掉”了部分消费需求，但因为劳动收入增加了7个百分点——从占GDP的49％增至56％——前者得到后者的弥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利得税3.5倍的增加并未对总投资的份额产生消极影响。事实上，企业现在将其总利润的近一半用于资本投资，而1929年是1/3。
  到1981年福利国家的改革结束时，劳动收入的增加达到顶峰。此后，尤其是作为里根经济学以及随之出现的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结果，劳动收入的份额开始下降。这种转变标志着政府与工会合作的结束以及一种对待劳工的更具侵犯性的政策的出笼。
  在1929～1957年期间，劳动收入以年均6％的比率上升，快于名义GDP的5.5％的增长。当时，工会成功地推行了一个规则，根据这个规则，现金工资的增加应该补偿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还是消费品价格的通货膨胀。这个原则在工会与资方达成的协议中得到承认，而且，在有助于创造疲软的通货膨胀背景的同时，也促进了总需求的增长，并有助于使经济衰退变得更轻微和更短暂。
  在俄罗斯，工会的作用极其渺小。一种作为替代的收入政策所需的是，通过立法确保劳工更积极的作用，并确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的劳工收入较之GDP更迅速地增长的需要。俄罗斯能够利用法国的指示性计划的经验。在法国，政府与工会和行业协会一起确定主要的宏观经济比例，包括劳动收入的绝对和相对的增长。
  这种政策有可能遇到大企业的强烈反对。大企业希望考虑的是，劳动收入份额的任何上升都是利润的减少。可是，情况并非必然如此。鉴于存在确保经济迅速而全面地增长的宏观经济比例，即使利润在GDP中的份额可能下降， 利润的绝对数额往往是上升的。
  另一个要点是说服企业界相信，它必须把减少税收的问题与减少政府开支的问题分开。更低的政府开支将进一步减少总需求，并减缓经济增长。减少政府开支不一定能为资本投资释放更多财力。
  　　　　若干政策建议
  总之，一个包含若干拟议的最低限度措施的计划可通过下述几点得到阐明：
  1.确立作为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人的国家能有效地控制矿产租赁收入的适当大的份额，并通过政府预算和私人资本市场使该收入进入长期缺乏资本的经济部门。这个目标意味着开征4项特别税：
  ●对矿产租赁收入征税；
  ●对股权的市场价值征税；
  ●对私有化的、以前政府所有的公司的资本利得的股权征税；
  ●对巨额红利、尤其是转移到国外的巨额红利征税。
  2.企业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应该是使经济各部门的利润率保持平衡。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应该交纳更高的税收。
  3.在私人资本不愿轻易投资以使竞争性生产活动变得现代化并得到扩大的经济部门，政府应该保留其在企业性公司中作为所有人和管理者的存在。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关键的制造行业，也应该适用于发展迟缓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经营机构。
  4.某些部门在国外市场上具有特别高的竞争潜力，在这些部门，政府与私人的混合公司应该得到特殊鼓励。
  5.一般说来，政府部门应该被用作促进竞争的主要手段。政府部门通过使经营的基本规则从边际利润最大化变成以合理价格增加产量，能充当打破俄罗斯经济中的垄断行为的先驱者。
  6.政府的收入政策应该集中于与工会和企业协会一起，共同确定保证经济迅速而稳定的增长的主要宏观经济比例。一个经过仔细权衡的计划应该得到特别关注，这个计划包含把劳动收入的份额升至GDP的大约60％， 并急剧地减少人口中贫困和接近贫困的收入群体的份额。
  7.应该被用作经济决策和长期战略的基础的是切合实际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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