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的年轻印度
阿玛蒂亚•森
毕加索(Pablo Picasso)曾经说过：“人从60岁开始变年轻。”一种类似的情况现在似乎正发生在印度，至少在经济领域是这样。与1947年这片古老的土地实现政治独立时相比，今天的印度焕发出更多的活力。1947年时，受到严重束缚的印度经济以缓慢而稳定的速度增长——著名的3％。缓慢的经济增速与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速度形成鲜明对比：印度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首个全面实行民主的贫困国家。
自那以来，民主确实在印度繁荣起来，期间很少出现停滞。印度定期举行有序的大选，拥有自由而活跃的媒体和司法独立，同样重要的是，执政党在大选失败后愿意交出政权，而非召集军队。对于任何贫困国家（特别是像印度这种规模的国家），这都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印度这个拥有如此多种主要语言（各自都有令其自豪的悠久历史）和宗教如此多元迥异（都置身于一个宽容的世俗国度内）的国家，这项任务要艰巨得多。世俗主义时常受到宗教团体的威胁，但印度全境对世俗主义的大规模支持再三显示了它的地位。
在经济方面，印度的相对成功时间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一些改革得以缓慢推行，经济增速上升至5％，大大快于独立之初的几十年，更不用说殖民地半停滞状态下的那一个世纪了。然而，令今天印度经济如此具有活力的根本性变革发生的关键时刻是上世纪90年代初，起因是当时刚刚出任印度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推行的改革。辛格在淡出政治舞台一段时间后，于2004年开始担任印度总理。从长期角度审视印度经济，两个有益的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措施开启的渐进转型期中，印度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
印度当时面临两个巨大的治理问题。第一个是政府过多参与一些领域的工作。在这些领域，政府的表现非常专横，但它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能力却实在高超。所谓的“许可证统治”令企业创新措施的推行极其艰难，任由大小官吏摆布，因此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并催生了腐败。改革进展有时非常艰难，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政策改革的方向却一直很明确（即使在很多人的评价中仍然有点缓慢），甚至得到了由其它政党执政的继任政府的支持。
但印度当时还面临另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政府在一些领域中的参与程度不够，而它本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极大成就。对于修缮受重视程度低得惊人的社会基础设施（例如，需要新建更多学校、医院和农村医疗中心），以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问责、监督和公共服务合作体系这些迫切任务，政府行动迟缓。此外，政府还忽视了实物基础设施（电、水、公路和铁路）的建设，这些领域需要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时努力。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共产品”的广阔领域仍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上世纪90年代的激进改革几乎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这些领域也开始了变革（尽管相当缓慢）的话，那么部分功劳必须要归功于印度的民主政治。人们越来越看重没有得到满足的人民基本需要（学校、医疗、供水和其它设施）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消息灵通的媒体讨论和要求基本权力的公民社会运动也带来了舆论压力。
那么，经过这些改革后，印度现在的情况如何呢？诚然，印度目前大约8%（有时会达到9%）的高经济增长率令人满意，但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仍然相当不公平。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远未达到分配领域受到更多关注情况下能够达到的水平。印度的一些失败是严重的，例如持续存在的营养不良（尤其是儿童），当然还有印度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全部女性中的一半）仍然是文盲——在一个出色的专业培训和实践造就了如此高科技成就的国家，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是一种耻辱。一个民主国家可能不会愿意保持这种分割状态——一部分像加州一样繁华，一部分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贫困。
经济进步利益的分配不均与持续存在的社会差距不无关系，因为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例如普及（优质）教育、有效和可以获得的公共医疗和良好的流行病防治——能够极大地提高人们利用新经济机会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组织得更好的公共服务。
然而，这并非是认为经济增长不重要。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经济增长也能够创造出正可以大力用于扩大公共服务的政府资源。
如果能够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政府收入将迅速增加。实际上，印度政府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2003-04年度，印度经济增速为6.5%，低于政府收入9.5%的增长水平；2004-05至2006-07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9%和9.4%，分别低于各自年度12.5%、9.7%和11.2%的政府收入（以实际水平计算，即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速。资金将继续迅速流向政府手中，至关重要的是明智地将这些资金用于最亟需的地方。
当毕加索说我们到60岁时开始变年轻时，他也表达了一种悲凉的观点，即那时或许已经“为时太晚”。但对一个已经以朝气蓬勃的能量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国家而言，改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忽视绝不会太晚。凭借多一点深思熟虑和决心，好景可能还在后头。
本文作者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拉蒙特(Lamont)大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前任院长 译者/何黎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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