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社会主义”

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7年08月29日   南方人物周刊

　　刘瑜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据他分析，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其原因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Lipset对问题的分析，而在对问题的提法：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而包括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观察一下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资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者和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及税收返还；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广义的福利开支，这部分已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1910和19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工伤赔偿法。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19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1956年推广残疾保险。19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19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案，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1975年建立返还穷人税收的“收入税收信用”制度。19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19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福利法案及项目出台，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

　　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马列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营养，实现了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接受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数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

　　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华德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返还税收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没必要用美国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但是同理，也没必要用欧洲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像欧洲人那么强。

　　近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100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公共开支、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说是一个福利国家，而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想象出来的靶子。

　　如果我生病因交不起钱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如果我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作者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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