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圣徒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柯南译）
1997年9月5日
乔治•奥威尔在1949年曾经写道：“在证明无辜之前，圣徒总是应该被认为有罪。”与这个警告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的生涯。87岁的特蕾莎修女于本周五逝世。
大多数名人的声誉好坏是根据他们的举动判定的。但是很独特的是，特蕾莎修女的所有举动的好坏却是由她的名声——神圣、无私的人，完全献身于服务穷人和不幸者——所判定的。
让我举两个小小的、但是相关的“举动”。两年前，爱尔兰共和国进行了一场全民公决。需要投票的唯一问题是关于删除宪法中禁止离婚的条款。爱尔兰是欧洲唯一一个有这种禁令的国家，当时爱尔兰还有一场和新教少数派进行的严肃对话，后者担心在未来的“权力分享”协议中他们的生活会受到教权控制。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爱尔兰政党号召人民投“同意”票（把那个禁令取消）。在这场运动的收尾阶段，赞成和反对的两方势均力敌，这时特蕾莎修女进行了干涉，敦促教徒投反对票。
几个月后，她接受了美国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的采访，该杂志有数百万家庭主妇读者。杂志问到了她与戴安娜王妃的友谊（在过去的数年里，她们的友谊不断深化），以及当时戴安娜即将离婚的事。关于离婚，特蕾莎修女说：“它结束了是件好事。无论如何，[那桩婚姻]没有人幸福。”
那么，特蕾莎修女给穷人的布道是关于道德和顺从，而给王妃的则是宽恕和宽容。很少有评论家注意到了这种对比，因为这类事实不“符合”那个人们如此需要的形象。但是事实上，与大众的观念相比，这种对比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特蕾莎修女的理论和实践。
尽管有人大肆宣扬特蕾莎为贫苦人奉献，她实际上是权贵们的终身朋友。例如：
*1981年，特蕾莎修女去海地接受了该国的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他从杜瓦利埃家族手中接受了这一荣誉，发表了一场热情的演讲，在演讲中她说独裁者“婴儿医生”（杜瓦利埃的外号）和他的妻子米歇尔不仅热爱穷人，穷人也因此热爱他们。
*1990年，她去了阿尔巴尼亚，当时最不自由的巴尔干斯大林主义国家。她在独裁者恩维尔•霍查的墓前和阿尔巴尼亚民族统一主义者的“阿尔巴尼亚母亲”纪念碑前献了花圈。她本人是阿尔巴尼亚裔（生于马其顿的斯科普里），但是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对她热情对待霍查的遗孀和她对人权缄默不语而感到震惊。
*1992年，她参与了洛杉矶的一桩诉讼案。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和侵吞资金者Charles Keating在此案中接受审判。他的“林肯储蓄与贷款公司”的骗局一共骗去了2.52亿美元，大多是从小规模的和穷人储蓄者那里骗来的。Keating在业余时间里是一位反对色情资料的强硬派天主教和右翼活动家，他给了特蕾莎修女125万元现金，并让她使用他的私人飞机。作为回报，她多次为他进行了有用的担保，包括在案件中为他的人格作证。法庭要求特蕾莎修女退还Keating的捐款，因为这些钱可能也是偷来的，但是她从未理会这个要求。
她那著名的对穷苦人的关心又是如何？记录表明这比她那圣徒的形象更加黑暗。美国和英国著名的医生都曾给我提供证词，表达了他们对于特蕾莎修女那个小小的加尔各答诊所的极端低下的医疗标准感到担忧。没有止疼药，注射器用冷水清洗，以宿命论的态度对待死亡，对病人进行严格控制。她的“仁爱传教修女会”从不公开账目，但是人们知道她收到了许多钱。仅仅诺贝尔奖等奖项的收入就足够她维持一个很大的摊子了。在一次有录音的采访中，特蕾莎修女自豪地说她已经在125个国家开设了超过500个修道院，“这还不算印度的”。好心人为救济苦难而捐献的钱被那个“传教跨国公司”用于劝人改变信仰的目的，这似乎不仅仅是有可能的问题。
她所倡导的是什么样的神学呢？特蕾莎修女提供的是一种极为简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她相信我们都是身怀邪恶的罪人。她常常把穷人受苦描述成上帝的礼物，采取一种极为传统的听天由命和斯多葛派的态度。她对消除非正义和促进平等的政治尝试持极端批评的态度，自称“非政治的”，却又在拉丁美洲和南欧对保守天主教势力表达同情。她强硬地反对使用避孕手段。她说她绝不允许曾同意堕胎的父母收养儿童。在她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讲中，她把堕胎描述成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在教会内部的，她是现任教皇反对“社会福音”和其他自由主义异端的坚定同盟者。
一个拥有几乎是中世纪观念的妇女被世俗现代主义的世界和宗教界如此敬重，这是很荒谬的。或许这是因为西方人由于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悲惨而被良心折磨，他们很高兴把救济的工作委托给别人。做出了这个委托别人的决定之后，他们不想太仔细地探究他们所选择的这个“别人”的行动和动机。所以特蕾莎修女才会说——她这样说了不止一次——花朵和星星的数量不嫌多，婴儿的数量就更不嫌多。认为有必要对人口数量加以某种限制的人们一定没怎么听说过这样的话。
1996年9月，美国国会投票决定是否让她成为荣誉美国公民，此前这项荣誉只授予了温斯顿•丘吉尔、Raoul Wallenberg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创立者William Penn夫妇。美国可能有一个世俗的宪法，但是由于堕胎问题和（被极大地夸大了的）“基督教联盟”的权力这类棘手的政治问题，这一提案全票通过了。
在加尔各答，有一次特蕾莎修女带我参观了她开设的一间小型孤儿院。场景令人感动，尽管这对于加尔各答的问题是杯水车薪。参观结束后，她突然用她的胳膊比划着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在孟加拉对付堕胎和避孕的方法。”这番自白——她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传教而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最诚实的自白。据我所知，特蕾莎修女从未试图隐瞒她那极度教条和保守的议程。她也从未对她选择富有、邪恶、独裁主义的赞助者而害羞。特蕾莎修女的一些更加充满敬畏的辩护者说，耶稣也因为和坏人交往被人批评。不过，我可不记得耶稣曾经做过像亲吻杜瓦利埃家族的脚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她在一个怀疑主义和实利主义的时代对民意的影响力，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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