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过“全球反恐战争”称霸世界

美国通过“全球反恐战争”称霸世界

    

    战争是试图改变社会和重新塑造国家的最高手段。通过战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可以通过武力得到改组。战争可能是经济冲突最高的解决办法。在中东的战争是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阶层多年前推动的走向建立一种全球秩序的视角的台阶。这种视角就是统治全球。

                通过 “全球反对恐怖的战争”走向“世界新秩序”

    “存在着一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利用这场灾难（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去实现他的父亲……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他的父亲（老布什）只使用过一次的一句话，从那时以来再没有使用过……那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想想这事吧，在场显著的历史变革中我们已经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加里•哈特，《21世纪的国家安全：哈特-拉德曼委员会的结果》2007年9月14日）
     2005年1月18日，亨利•基辛格在PBS的一次电视节目中谈到，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正在由乔治•布什和他的政府建立起来。基辛格宣称在今后几年内人类将看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紧迫性。基辛格还认为这位总统（小布什）“可能被知识分子极力诋毁为这个……美国现代史上原教旨主义的总统之一”。当被问到为了建立这个“国际新秩序”布什应当做些什么时，基辛格停顿了一下，用一句空话回答，避免提到布什的战争罪行。“他必须做某些事情，必须有某种运气”。这就是基辛格的回答。并且说“运气是目标的烈酒”。必须指出，如果说运气是目标的一种烈酒，它已经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对意图的估算。
    罗斯和基辛格简短地讨论了美国公众的作用，基辛格说，美国是一个它的公众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没有起码的观念的国家。对于美国公众，如果美国保持它的多种文化的特性，战争的议程就不可能有进展。正是这种文化的特性开始给美国带来一个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向德国宣战直到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和日本袭击珍珠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秘密武装了英国，从战争中受益。对于英国卢西塔尼亚客轮的沉没，当时的公众不知道它运送美国的军火给英国。关于珍珠港事件，美国政府事先了解日本攻击美国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的计划。美国的官员默许这次攻击，以便使公众支持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指出的是，在日本攻击珍珠港之前，美国已经全面封锁了日本所需要的石油和材料，1941年7月25日冻结了日本所有的资产。而石油是经济和战争所必需的，日本决定进行一场对美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先放第一枪。这对美国政府动员美国公众支持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努力是有利的，正如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悲剧事件使小布什政府发动了“全球反对恐怖的战争”。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与道德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美国移民自由制度的结束确保美国有一个多种文化的氛围，这对美国扩大战争是一个先决条件。布热津斯基写道，随着美国变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多种文化的社会，在美国人民中对对外政策问题达成一致可能会更加困难，除非是在一种真正大规模的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欧盟也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布热津斯基在美国政府中是组成统治阶级的一个人物，他提出的前提可以被用来解释美国对穆斯林分子和一些国家的部族-文化的阿拉伯人团体、土耳其人和伊朗人的妖魔化。
    还值得指出的是，加利•哈特是科洛拉多州的美国参议员，2001年9月14日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发起的“反对恐怖的全球战争”是为了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的一个借口。在组成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有作用。计划是通过军事实力将其付诸实践。
    一个单极世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但是，什么是单极世界？不论再怎么美化这个词，它最终指的是某种类型的状况，也就是说一个权力的中心，一个力量的中心，一个做出决定的中心。”（弗拉基米尔•普京2007年2月11日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报告会的讲话）。
    基辛格在接受罗斯的采访时谈到了老布什确定的“新的世界秩序”。那是一个美国前总统经常使用的词，他在海湾战争期间是不明不白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的失败，老布什说，在1991年人类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紧迫性，它将由美国领导。海湾战争只是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开始。在中东已经种下了未来战争在亚洲欧洲扩张的种子。三方委员会是一个1973年成立的组织，由美国、欧盟和日本最有势力的和最富有的精英组成，创造了这个老布什后来使用的词。它的表达是“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三方委员会的用词暴露了这个计划的经济内涵。军事实力只对强加对外政策负责，对外政策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
    一个经常性的战争和暴力的议程曾经通过经济手段一直推动着对全球的统治。在本质上这个战争议程曾是一个不间断的由不同的美国政府监督的进程。

            从幕布后面出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亚路线图上的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政策是复杂的和广泛的。包括一个控制和利用国际组织推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理的利益。也包括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变成一支全球化和美国在经济上统治世界补充的军事警察力量”。（拉塞•克拉克，美国第66任总代理，2000年10月6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开始复制美国长期战争的战术和战略，它正在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德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支部队根据美国快速反应部队进行了调整，是中央指挥部的先行部队，其范围覆盖全球。将美国快速部署的部队变成为中央指挥部是美国-英国长期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可以在5天之内部署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其计划是让它能够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能够自给自足和孤立地行动。这支部队包括地面的、海上的和空军部队，还包括航空母舰。
    很显然，对伊拉克的控制是美国和英国的政治负责人在冷战结束期间就策划了的。也可以说，自从伊拉克-伊朗战争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就是美英在中东的一项历史计划的产物，这项计划原来是英国在冷战前提出来的。改组和控制中东的计划是控制亚欧大计划的一部分，继承了英国的战略，得到美国的赞同，这项计划已被法国-德国的联合体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采纳。布热津斯基1997年说过，“欧洲是美国在欧亚基本的政治地理桥梁的桥头堡”，或者说是一个走向统治欧亚的切入点。
    从美国官员自90年代以来的讲话和提出的目标看，他们打算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到欧亚大陆，以至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这被布热津斯基称之为“跨欧亚安全体系”。随着法国和德国增加它们在“延长的战争”中的作用，可能发生的冲突的特点似乎正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黎巴嫩和阿富汗的作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后苏联的巢穴中和在欧亚内部的攻势，都是这种作用为数不多的信号。

        在“延长的战争”中把欧洲变成美国的伙伴：法国-德国联合体的出现

     “（在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的胜利不是作为为了结束所有战争的一场战争而取得的。甚至‘新的世界秩序’不能保障一个持久和平的时代。”（乔治•布什，美国第41届总统1991年3月6日的讲话）
    布热津斯基说，尽管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地理来说是重要的，欧洲作为政治地理的单位（通过欧盟和北约）成为美国在欧亚内部的桥头堡。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不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确信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欧洲国家继续是盟友，但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 欧洲政治范围所有的扩张都自动地是美国影响的扩张。布热津斯基不只谈到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友，他强调它们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是关键性的，尽管处在服从的地位。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依靠欧盟的生命力，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德国的一个装置。为了强调这件事，布热津斯基称美国在欧亚施展它的影响和权力的能力是建立在跨大西洋密切关系的基础上的，法国-德国的联合体是美国扩大北约和控制欧亚的重要伙伴，但是一个团结的欧洲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布热津斯基认为在欧亚的西部外围，重要的角色继续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当是继续扩大欧洲民主的桥头堡。重要的是，由于自冷战结束后北约的扩张，对欧盟扩大的预测已经失控。布热津斯基认为这是因为法国-德国联合体对欧洲的领导：“美国不能建立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这是一项欧洲人的任务，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任务”。
    五角大楼任何战略地理的计划如果没有欧盟和北约都不可能有进展。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是在英国-美国联盟与法国-德国联合体之间达成一种共识。英国-美国联盟推动这条道路，与法国-德国实现更深刻的一体化，同时采取一种反对法国-德国联合体的对立的立场。伊拉克是这种对立的象征性的证明，同时黎巴嫩和北约在东地中海的扩张证明英国-美国联盟与法国-德国联合体的战略合作。这些渠道发出一个矛盾和混乱的信号，但是比初看起来有更多的内容。但是，明显的是法德的利益和英美的利益应当协调，以便使美国扩大它对全球的控制。

              结论：在一个对世界的管理下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吗？

     “我作为这个国家最灵活的军事力量（海军陆战队）的成员服了33年零3个月的兵役。我在军队的所有级别上服务，从旗手到师级的将军。在这个期间我大部分时间成为一个上层阶级好打架斗殴的人，为大资本工作，为华尔街工作，为银行家们工作。总之，我是一个黑手党的人物……”（师级将军斯梅德利•布特，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193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以为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以英国和美国作为一个小的核心。英国和美国通过一个联合军事参谋部和联合的军事人员作为首领。全球管理的特殊方式的视角与英美统治阶层曾是密切联系的。1966年美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卡洛尔•奎格利在《悲剧与希望：现代世界的一段历史》中认为，对银行集团来说，经济和财政是这个发动机和控制国家政策的实际力量。对英美联盟的一些政策过去和当时他都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英国是一个大西洋的势力，而不是欧洲的势力，它应当结盟，或甚至加入美国的联邦，应当孤立于欧洲。“但是，一般来说我的主要的不同意见不被承认，我认为它（英国）在历史上的作用是足够重要的，应当得到承认”。
    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美国主要的政治地理的猎物是欧亚，现在一股非欧亚的势力（即美国）在欧亚是至高无尚的，美国的全球优越地位直接取决于它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能够持续多久和有多大效益。1997年布热津斯基说，为了与法德联合体联手，一项很多大西洋杰出的领导人主张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议可能缓解日益增加的一个更加团结的欧盟与美国之间经济上竞争的风险。
    在美国有人反对一项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联盟”的计划，这被认为是紧迫的事情，但是已经制定了一个更庞大的全球联盟的机制。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欧盟的建立是走向这一愿望的台阶。经济是将这些统治制度联合在一起的钥匙。
    一次美国和欧盟的首脑会议对经济的混合计划开绿灯。在会上提出通过“更新跨大西洋合作”建立“统一的市场”。这与西欧加紧一体化时“共同市场”的表达是一样的，它最后成为欧盟的起源。在那次首脑会议上，布什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德国外交部长何塞•曼努埃尔•巴罗索，德国总理安赫拉•默克尔以欧盟的名义正式出席会议，代表法国-德国联合体的利益，布什总统代表英国-美国的利益。巴罗索代表英国-美国的利益和法国-德国的利益，因为欧盟是一个英美和法德共同的机构。对欧盟来说美国是一个军事大国，因为它与英国结盟，而英国与德国和法国一起是欧洲三个主要的强国。
    欧盟和美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为的是组成更大的市场及美国与欧盟的调整。这项协议成为北约在里加首脑会议上达成战略协商一致的又一个附录。双方宣称经济是推动它们的关系的精神，政治并不那么重要。美国和欧洲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领导人只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冷战结束以后的几十年，全全球陷入一种由美国的军事实力统治几乎永久性的战争状态。1998年一份关于帝国政治地理的文件透露了英国-美国政治的最终目标：这些努力将具有补充的历史优势，从新的全球联系的网络受益，从指数上说这个网络在最传统的国家的体制外发展。这个网络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构筑，已经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与全球机构化和兼容的合作密不可分（这里指的一种全球的管理）。
    布热津斯基预测，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起全球合作作用、建立在政治地理现实的基础上的结构可能出现，并将逐步取代目前世界摄政者（指美国）的地位，在这项事业中战略地理的成功代表着一种适当的美国作用的精神财富，它是第一位的、唯一的和最后的真正全球的超级大国。在全球国家将被吸收成为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单位。这是全球化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有它的阴暗面。这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而不是多数人的全球化。为了文明和斗争的风暴将会到来。“在阿富汗的冲突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但是与地平线上出现的威胁相比，即从中亚到中东，不幸也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场战争来说，阿富汗只不过是一场最初的战斗。”（罗伯特•卡干和威廉•克里斯托，2001年10月29日）
     2001年“全球反对恐怖的战争”开始时，“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两名成员宣称，阿富汗只是一场“总体的战争”的组成部分。罗伯特•卡干和威廉•克里斯托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从起草总统的演说到一位前夫人担任美国驻北约的大使。他们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说的与人们在地平线上期待的东西相比，阿富汗只是“第一个战役”。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在阿富汗结束，将以不同的强度扩大到一系列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可能需要在多个地点同时使用美国的军事实力，将类似于所有的人都希望避免的文明冲突。一个国际联盟将施加巨大的压力，也许是无法支撑的压力，而它们对此是十分满意的。这里说的“国际联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的国际军事网络，而“无法支撑的压力”就是战争，但是其规模还不清楚。2007年8月10日，道格拉斯•卢特中将（监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和所有扩张行动的“战争沙皇”）公开谈论义务兵役制的改组。走向战争的进军没有减少它的力量，而是把世界引向深渊。
    阿富汗是一个全球冲突进展的阶段中的第一个“礼炮”，这在海湾战争（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期间已经有过多个准备阶段。还不知道这种全球冲突将把我们带向何处，这是一场“延长了的战争”，但是整个人类都面临这场战争的危险。美国人民在他们的自由受到影响的时候，迟早会感到战争带来的痛苦。对大帝国来说，专制制度是一个先决条件。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在国内过于“民主”，而在国外推行专制制度。过去从来没有实现一种民粹的民主在国际上的绝对优势。根据这项全球的计划，它正在变成为全球的准则。在这类计划背后的国家应当被紧缩为社会的瘟疫、被所有的社会揭露的被统治的国家。

                           在中东的抵抗：人民的实力

     “伊拉克的抵抗是为了民主的定义，因为是一个将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的自发表现，是为了进步的定义，因为它在保卫人民的利益”。（哈纳•阿巴亚蒂，2007年3月18日）
    英国和美国的策划者低估了站起来的和具有人类精神的人们的实力。在中东，站起来的人民的抵抗已经使军事全球化瘫痪。民众的抵抗运动已经使全球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陷入泥潭。
    一个国家只有在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做出决定时才是合法的。美国不是在与一些国家进行战争，而是与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战争。美国人民也不是在与这些国家进行战争，是美国政府的统治阶层和精英在和这些人民进行战争。
    抵抗的力量是人民意志的力量，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抵抗都不能持久，或不能对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某些战争机器进行抵抗。
    在中东的战争与选举的自由和生活的权利有很大的关系。正在进行赌博的是自决和自由。这些战争代表着美国和英国推动外交政策的少数人把一种控制其他国家的普遍垄断强加于人，为他们的目标服务。伊拉克的抵抗和在中东其他运动的抵抗是人民的运动，其性质是一样的。在所谓的西方有人敢把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利比亚、马来西亚的运动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苏联确定为恐怖主义吗？但是，“轴心”的国家却被称之为“恐怖主义”。
    美国政府欺骗世人，称它把民主带给这些国家，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民主是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当事情是从上往下强加时，民主不是走向反面了吗？民主是群众向上提出的一种表达，而不是相反的方向。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败人民大众的意志; 为此在国内居民被操纵，为的是让他们支持战争。只有分裂才使得小团体暂时统治人民。但是，面对每个制造分裂和无政府主义的诡计和计划，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把他们团结起来并加强的计划。他们处在权力地位是许多人最为担心的一点。首先是害怕社会广泛的团体和民众的觉醒。
    在中东抵抗运动除了世界其他地区真正的公众舆论之外，没有更大的盟友。英国、以色列和美国的人民也是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受害者，政府操纵他们的恐惧，制造他们之间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敌意。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只是一种检验他们最好的东西的一个手段。
    恐惧和仇恨是真正的恐怖分子的武器，是欺骗大师的武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个人的好处而凌辱他人的那些人的武器。在白宫和其他地方他们就是处在政治领导地位发号施令的恐怖分子，他们以本国人民和人类其他部分为代价。现在世界正在走向持久战争的深渊，进入一个包括使用核武器的时期。有高度觉悟和意志的人应当采取立场。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有可能与被占领的国家的人民的抵抗联合在一起。
    必须在两个战线阻止战争; 在最短的时期内或近期必须阻止在中东发生战争，在更长远的时期内阻止在欧亚发生战争。只有人民和公众舆论的抵抗能够避免战争席卷地球。公众舆论应当变成公众行动，如果必须挽救人类免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话，它可能变成核恐怖的一场战争。
    会回到1984年吗？布热津斯基在10年前的看法是，“在短期内美国的政治目标应当是双重的，这是没有异议的：使美国自己的统治持续下去，至少是一代人或倾向于更长的时间; 建立一个能够吸纳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社会政治变革的紧张的政治地理柜架”。
    前途只能预测和计划，但是在一个包括无限可能性的世界上它永远是不确定的。时间将会告诉等待我们的道路将通向何处。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索马里和黎巴嫩已经表明，那些自视作为命运的主人的想法是错误的。看来，对一场战争日程的反对如同小的雨点落在一座不能平息的山上，但结果是这些山可能被那些小雨点侵蚀。存在着一种“对开始的条件的微妙依赖”，被称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她的翅膀可能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在这个地球上人们的行动可以抵消走向战争的进军。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7年9月3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