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赵景伦
布什的外交政策给美国带来的灾难日益明显。舆论界群起抨击。始终一贯而且声浪日高的是老保守派。自由派知识界到哪里去了？
最近重读东尼.杰德一年前发表的“布什有用的白痴” (Tony Judt. “Bush’s Useful Idio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1, 2006)， 震撼了我这个八十三岁老人的心灵。作者问道：“美国自由派为甚麽默认布什总统灾难性的外交政策？他们为甚麽对伊拉克，黎巴嫩，或者关于计划袭击伊朗的报道没有甚麼话好说？为甚麼政府持续不断地攻击民权和国际法,却没有引起多少反对和愤怒？而过去他们总是特别关切这些东西的。简言之，美国自由派知识界近年来为甚麼把脑袋安全地藏在防护墙下面？
作者的答案是：今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终于发现了生活的意义：他们是在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作战。但是那些人（例如写了《恐怖与自由主义》的保罗.贝尔曼—经常为《异议》，《纽约客》等自由主义刊物写稿的作者；以及写了《一场好仗：为甚麼自由主义者—只有自由主义者—能够打胜反恐战争，并且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彼得.拜纳特）并不了解中东，更不了解瓦哈比和苏菲（伊斯兰教的泛神论神秘主义）传统。他们跟布什一样，搞简单化的善恶两分法，不顾事物的复杂性，搞民主和极权对立；自由和法西斯对立；他们和我们对立。
杰德说：在今天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分子提出野蛮的政策；而自由主义者则为之提供道德上的遮羞布。他们之间的差别仅此而已。
这个指控够严厉。但是事情并非一向如此。里根执政时，保守主义盛行，自由主义成了贬义词。1988年，十月二十六日，六十三名大知识分子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全版广告“重新肯定原则”，即重新肯定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说，美国立国时，自由主义弥漫革命，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那些原则为美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签署这份广告者包括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我在哈佛做尼曼学者时的特约导师；约翰.加尔布雷斯；欧文.豪和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肯尼思.埃罗等。如今，老一辈思想家基本上已经过去，只由一批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记者如西摩.贺施，麦克.马辛等继承他们的事业。
而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令人沮丧。例如“正义战争”论者麦克.沃尔泽，竟然为以色列滥炸黎巴嫩张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玛斯.弗里德曼居然因法国胆敢反对美国侵伊，提出要把它赶出安理会。他不顾富国穷国之间差距的扩大，盲目鼓吹全球化。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指出的“地球怎麼说也不是平的。”此人虽然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经常上电视发表评论，却相当浅薄。大批知识分子狂热支持伊拉克战争，只是批评布什政府作战不力。
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并非全是亲以的利库德派，却很少人敢于批评以色列。杰德尖锐地指出，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却抄袭以色列这个蕞尔小国的外交防务政策。即预防性战争（赎罪日战争是唯一例外）；不成比例的报复：你杀我一人，我杀你一百，一千；企图改画中东地图。美国近来加强空中轰炸，炸死大批无辜平民，只不过激化矛盾，树立更多敌人，从长期观点看，是自掘坟墓。所谓以伊拉克的民主化为突破口，改造中东，更是白日梦。
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作的正是这种白日梦。问题是，这种现象不限于美国。杰德指出，波兰的反共英雄亚当.米克尼柯一味吹捧仇恨伊斯兰的法拉奇。捷克的哈维尔，曾经写过《无权者的权力》，如今加入了华盛顿的“当前危险委员会”。过去，这个委员会致力于消除共产主义；如今则以打击“全球性激进伊斯兰和法西斯恐怖运动”为己任。法国的安德烈.格勒克斯曼反“圣战”，反伊朗决不后人。他们全都是伊拉克战争的热心拥护者。
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并非全都是一丘之貉。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从一开始就反对伊战，并且预言了战争的严重后果。他是布什政策的一贯批评者。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美国的中东政策决策人有的就是得意忘形却又缺乏经验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人认为美国的使命就是给世界带来和平，繁荣和民主等等。其结果当然是糟糕透顶。”其实他们是想按照美国的面貌改造世界。已故外交耆宿乔治.坎南说得好：“把我们自己视为政治开明的中心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导师，是没有想通，虚荣而不可取。”
注：东尼.杰德是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所长。“有用的白痴”一词来源于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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