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失败的美国式“金融全球化”

失败的美国式“金融全球化”

2008-01-25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刘军红
■环球论坛

　　新年伊始，全球股市震荡，世界经济充满变数，风险难料。震源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余震不断，纵深扩散，跨年后，又开始波及实体经济。其影响何时消除，关乎今后世界经济的基本走向。

　　美联储摧毁了市场信心

　　岁尾年初，历来是国际金融市场的相对脆弱期，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市场心理突变，导致行情震荡。而今年初，作为美国金融产业的旗舰，花旗银行、美林证券等爆出巨额亏损消息，其规模超出了市场预期，引发美国股市率先震荡。
　　作为金融领域的司令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此本应及时发出稳定市场的声音，进行所谓“市场对话”，抑制股市震荡；或采取积极的降息等政策措施，确保金融秩序稳定。但此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自己先坐不住了。他在国会证词中披露，“眼下次贷危机造成的市场损失至少已达1000亿美元，考虑波及效果，可能要突破1万亿美元”。作为对策，伯南克不是强调美联储的积极措施，而是向财政部伸手求援。顿时，全球哗然，国际金融市场心理突变，市场参与者对美联储进一步丧失了信心。
　　其实，美联储主席在国会证词中公布实情，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程序”及其“诚实要求”，市场对损失的数字或也早已熟知，就算产生影响，也不会太大。但是，素有“金融守护神”地位的美联储主席“不顾自身的独立尊严和威信”，向政府申请援助，无异于给市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这等于告诉市场“面对危机的紧急事态，美联储不再有控制市场的能力”。
　　此后，虽然美联储大幅降息0.75个百分点，出手之重可谓近几年来罕见，布什政府也表示出台一系列的紧急对策，但市场信心已动摇。

　　国际协调体制的失灵

　　自1975年，西方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始秘密协调汇率和金融政策后，至今已发展成七国体制。30余年来，可以说“七国财长会议”已成为发达国家进行国际金融政策协调的核心体制，并且也确实发挥过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但自去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七国财长体制事实上并没有发挥以往的功能。相反，日美欧三大金融、财政当局的政策紊乱，好像“各有隐私”。如去年8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美国经济审查报告”，忠告美国注意次贷问题，以免波及美国经济。8月9日，欧洲央行抢先对市场注资，迫使美联储跟随行动；而8月11日到14日，日本央行分两批向市场注入资金1.6万亿日元，而后又等额“吸收”，搞了一场典型的“短期干预行动”。这无异于给市场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即“次贷不过是市场短期风险之一而已”。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去年2月12日，美欧五大央行（美联储、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和英国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声称拟采取联合行动，应对危机。而后，不仅五大央行没有采取现实的联合行动，而且彼此步调不一。更让市场困惑的是，这个新体制并没有包括日本央行。言外之意是，“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体制已被美欧“五大央行体制”所取代。国际金融政策协调体制的混乱，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多种猜疑，对日美欧的政策协调，不再抱有信心。

　　美国模式的“内伤”

　　事实上，当前的“次贷危机”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典型反应。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重新统一，经济要素在全球自由移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呼唤金融交易全球化和自由化。这或许是时代的潮流，也可谓全球化的时代产物。问题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其推行的过程也是一个强权化的“单行线模式”。其他国家，包括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被动接受美国“金融牛仔”的“市场开放论”。
　　美国的这个模式单方面强调了“市场的开放化、金融商品及交易的自由化”，而没有建立基于平等、公平、协商的“共同制度”，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一应俱全的是美国规则。为了保驾美国金融资本长驱直入世界市场，美国金融行政当局不惜漠视市场评级体系“暧昧”操作，掩盖了类似次贷这种低信用产品的真实风险。
　　在金融市场中，真实风险的虚假化，必将导致投资收益的泡沫化。一旦风险暴露，不仅投资收益荡然无存，恐怕连优良资产也很难保住。这就是“次贷危机”的严重性所在。
　　而作为其恶果，美联储自己都被虚假的评级所蒙蔽，不知道风险已被分散到何处，也无法控制风险，导致美国模式备受怀疑。“次贷危机”最终或将使美国这个金融马背上长大的牛仔不得不走进平常世界，与各国进行公平、对等、公开的“金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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