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中毒事件为何会复杂化
刘建平
一个多月以来，被中日两国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的“毒饺子事件”，显然给有所回暖的中日关系，带来了略煞和气的倒春寒流。
食物中毒原因的复杂性是社会常识，至少有原料中农药残留、制造和流通过程中管理不当造成有毒物质混入以及故意投毒犯罪等多种可能性。在安全管理和技术、搜查部门没有作出准确结论之前，日本一些媒体就以 “中国毒饺子事件”、“中国产饺子致人中毒事件”、“中国毒饺子”、“中国掺毒饺子”等确指性语言作集中报道，大肆渲染中国食品的安全性缺陷，同时以街谈巷议和某些政界人士的放任推测为内容传播恐慌，显然有违新闻的职业道德规范。
在双方调查部门基本排除食品安全性问题而认为是人为犯罪个案之后，日本媒体仍基于一些主观推测报道，认为可能是“不满厂方待遇的人作案”或“少数不希望中日友好发展的极端分子所为”。而有的学者甚至把中国人的“反日”感情和“劳工问题”结合起来，分析说：“为了压低向日本出口食品的成本而压低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不满加剧。”这对日本民众情绪有导向作用，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说：无论是“‘不希望中日友好发展’即‘反共’或‘反日’的人干的，还是单纯仇恨工厂的人干的，这种中国人到处都是。”中国政府不负责任、轻视生命、从不反省，国民当然如此。
与2005年日本学者、舆论纷纷把“独裁”的中国“搞反日教育”、“国内贫富差距过大”、“党内斗争”指为中国人游行抗议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神社的原因相类似，所有这些推测和认识，实际上都陷入了某种“恶意揣测”。那就是在严格追究事实和根据逻辑思考之前，热衷于作出种种自以为是的推断和解释，把中日关系问题视为政治异常的、内部冲突的、有道德缺陷的中国本身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日本学者所持的“中国异质论”，即把中国视为“异类”进而把中国“问题化”的思维模式。所谓“异质论”本来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敲打”经济实力膨胀的日本的得意手段，美国学者和舆论的“日本异质论”和“日本威胁论”合流，指责日本不是自由民主国家、采取不公平手段保护国内市场、在经济上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等等，压迫日本改变政策和在经济利益上让步。
以1990年代中国受到西方制裁、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威胁论”出现为契机，日本一些学者开始以“中国异质论”阐释中日关系，把中日问题归结为中国，是因为中国是“异类”，即“非民主主义价值”、“一党独裁国家”、“舆论统制”等等，把“异类”中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威胁”。在2005年，日本学者和舆论以“中国异质论”立场分析中国“反日”，而拒绝反省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这次在中日“毒饺子事件”中仍然使用这种以“模式化认知”替代事实把握的政治隐喻论，形成了从中国的“异质”来有罪推定中国的舆论。
当然，这种“先入为主”的政治隐喻思维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日本方面。在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一直呼吁慎重、负责和尊重既得调查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因此相对于日本媒体的大肆渲染，中国舆论似乎处于媒体战的劣势。但也正因为如此，网络言论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其中有一些是指责日本手段阴险、抗议日本欺负中国的批判性意见，而且诸如“丑恶”、“无赖”、“贼喊捉贼”、“推卸责任”之类的断定，又是和日本侵略并拒绝承担战争责任的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很显然，这也是源于历史经验的“日本阴谋论”和“中国抗日论”的隐喻。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为什么会复杂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舆论中存在着这样的思维定势：一旦某些媒体或学者忽视对事实的严肃调查而作出简单推断，就很容易对舆论环境的恶化推波助澜。这种政治隐喻化的分析讨论比起研究事实简单易行而且扩散性很强，由此形成的“舆论泡沫”往往又会伤害或误导民众感情。这是中日关系必须紧要处理的课题。另一方面，作为对中日关系的学术思考，我们还应关注政治隐喻的生成机理，以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简单地说，“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异类论”所表达的是蔑视、遏制中国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结构，而“日本阴谋论”和“中国抗日论”所反映的则是警惕、抵制日本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结构：我们看到，现实的中日关系结构就是这样深深地根植于战后历史乃至整个近代历史之中。
蔑视、遏制的中国观和警惕、抵制的日本观都有历史连续性。由此可见，历史是我们需要认识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作为记忆和观念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本身就是现实。只有在严肃的历史总结和健全的历史教育基础上祛除了蔑视、遏制与警惕、抵制的中日关系结构，两国才可能真正客观、冷静地处理现实的利益、责任问题，而不至于陷入恶性循环的纠缠。▲（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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