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缘何错误解读军机赴华事件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日本）考虑派遣自卫队”、“中国允许（日本）派遣自卫队飞机”、“停止派遣自卫队飞机计划、改用民航机”……

　　从5月28日至30日短短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日本媒体围绕着日本军机运送救灾物资到四川的事件，竞相传达了日本国内从困惑、惊喜、兴奋至失望、惋惜乃至相互推诿责任等落差甚大的复杂反应。

　　对于印有太阳旗军机之获准运输物资赴华救灾，日本国内的第一个反应是困惑与惊讶。敏感的人士马上会联想到三十六、七年前时任防卫厅长官西村直己因倡议自卫队到海外救灾而遭各方非难的事件。

“西村谈话”投石问路

　　1971年10月11日，在外国记者会上，这名新上任的长官以“个人身份”发表了上述的主张，马上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哗然。当时，销路广大的《读卖新闻》对西村的上述构想表示难以接受。在一篇题为《令人难以理解的防卫厅长官之谈话》的社论中，该报不相信已领教过日本军国主义噩梦的亚洲各国民众，会期望日本派遣自卫队去救灾。该报同时指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使自卫队要到冲绳“救灾”，冲绳的县民也会有不良的反应，何况是亚洲的民众？

　　同样的，《朝日新闻》也对西村长官的轻率谈话表示不满，认为“将会被视为旨在替自卫队海外派兵铺平道路而放出的试探风球”。

　　自卫队之获准参加“国际紧急救援队”的救灾活动，是在1992年6月国会通过有关派遣法修正案以后的事。因为，在1987年日本成立“国际紧急救援队”时，出自敏感的考虑因素自卫队被拒于门外。

军机出国 禁忌话题

　　至于日本军机之派遣海外，长期以来在日本国内也是一个禁忌。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时，日本内阁曾试图通过行政措施与命令，以救济、运送难民为名，准备派遣自卫队飞机出国。但由于遭受各方的反对，几经争执，战争已告结束，日本军机没有派上用场。

　　1997年7月，当柬埔寨局势一度宣告紧张时，东京当局曾以“救出邦人（日本人）”之名目，准备派遣三架军机前往泰国应急。但由于这个打破禁忌的决定，既有违背和平宪法之嫌，也不符合《自卫队法》的规定，日本官方曾一度举棋不定而延误时辰。不过，对东京来说，把军机送出国门的象征性意义远远超过是否履行“救出邦人”的任务。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动乱时，日本当局再次派遣六架军机前往新加坡等候“救出邦人”。但同样的，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局已恢复安定，军机只好空机而归。

　　了解了“自卫队海外救灾”论与军机“救援海外邦人”论的上述背景，我们再回头看日本国内对此次军机赴华事件的复杂反应，就不会感到惊奇。

　　对于军机赴华的决定，社民党党魁福岛瑞穗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反对，但当记者告诉她是“应中国的邀请”时则显得有些错愕。

　　同样的，熟悉日军重庆大轰炸事件的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的反应是：“自卫队派往前日军大空袭的城市是不合适的，因为，只派民航飞机就足以运输救灾的物资。中国也许是由于灾情过于严重，迫切需要援助而未充分考虑历史的问题”。

北京果真期待军机？

　　除了上述非官方人士感到困惑不解之外，一名参与自民党外交事务的议员事后表示当初他对外务省的说明就存有疑虑，因为他相信“考虑到中国国民的感情，中国政府照理不会要求日本派遣自卫队飞机。他说道：“如果自卫队能派往中国，中国政府今后再也不能对自卫队有所批评。我们存有这样的期待。问题是：中国果真希望（日本）派遣自卫队飞机？”

　　尽管如此，在官房长官町村信孝特地召开记者会，发布北京不介意（以他之“理解”）日本以自卫队飞机运输帐篷救援物资的消息传开后，日本传媒皆以头版头条新闻详尽的报道和分析。《朝日新闻》指出：“中国接受自卫队支持的背景，一方面是由于地震的灾害比预想中还大，而不得不依靠外国的援助；另一方面，是两国间最近以来防卫（军事）频繁交流的结果。”

　　与此同时，各报都在欢呼这被视为“划时代”的军机派遣决定。《读卖新闻》便引述一名对中强硬派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的如下谈话：“对日本军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中国请求支持，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对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每日新闻》则详列10余年来北京对日本派兵（自卫队）出国的诸多非难，而指出自卫队飞机派往四川是“日中历史性向前跨进的一步”。各报也强调，这是中国“对日感情好转”（《读卖新闻》）、“关系改善的象征”（《京都新闻》）。

　　换句话说，日本媒体认为这是打破军机出国禁忌的重要的一步。一家非主流媒体甚至怀疑自民党会以此“外交成果”作为对己有利的大选宣传材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于不少日本的保守人士来说，战后以来官方派兵海外的两大障碍物，不外是：一、和平宪法的牵制与国内反对的舆论压力；二、邻国的高度警惕与敏感反应。有关前者，在日本总保守化的政治背景下早已逐步丧失；至于后者，则将随着军机之获准飞往北京而告钝化。

媒体渲染 打草惊蛇

　　然而，就在东京跃跃欲试准备派遣军机的前夕，北京明确表示求助的只是赈灾物资，而未要求以自卫队飞机输送。这项宣布，遂使形势急转直下，东京当局也不得不宣布改用民航包机代替原已整装待发的军机。

　　在解析这项戏剧性变化的重大决定时，日本传媒的解读是“中国官方顾虑国内舆论不良反应的结果”。一部分论者则归咎于日本媒体在安排还未进入最后阶段时就大事渲染而刺激了中国的民族情绪；弦外之音是错在日本传媒的打草惊蛇。

　　对此，一部分媒体表示不服气，认为这是官方，特别是官房长官町村对中国“真意”之错误解读及对当前中国“对日感情变化”估计过高的结果。它们认为，将责任转嫁给大众传媒的说法是不公平的。除此之外，也有归咎于官房长官町村与福田首相未做好沟通或町村错误理解首相看法之结果。总而言之，没有人愿意背起这受挫的黑锅，彼此都在相互推诿责任。

　　这错误解读或者说冒进而失速的黑锅究竟该由谁来背，日本的统治精英们也许接下来还会有一番争吵。不过，有一点很明显的是，与1971年“西村事件”发生时相比较，日本传媒已丧失了昔日舆论监督的牵制作用。当时《朝日》与《读卖》不约而同提出的尖刻质疑是：日本如果要在人道方面做出贡献，可做的事情很多，为何非得动自卫队的脑筋？（文/卓南生 新加坡旅日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