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看此文前，唠叨这么几句是有必要的，就是请列位看官不要在读此文时立即同中国问题生搬硬套起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文是不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的。这就好比在鲁迅时代，大谈费厄泼赖，是一个道理。甚至在中国，也许本文应当是属于纳入禁区的话题；从中国出发，真的作为个人，本人也认为这个话题不谈也罢（误导、反动，也许这样的定性都不过分）。但所以还在此贴出来，是因为它具有学理性质，是关涉普遍真理的辩论问题，因此，当我们在远超中国的界域外，特别是把发达国家作为主要背景，就会明显发现谈论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甚至是迫切的。本文也许有“后现代”特征的嫌疑，但其实不是，它不过是基于全球视角，并面对全球已经处于进行时态中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而已，何“后”之有？】
何谓“发展”？
笔者认为，“发展”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中国，这个词可能创自于翻译，其出现不会早于19世纪，此前古汉语并无此词。从思想上讲，也可证中国根本产生不出这个词。这是因为，我们一向信奉亚圣孟子的说法：“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是循环论，也契合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中王朝像走马灯似轮换而社会却无实质性变化的实情；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社会的停滞不前，中国的先贤们只能抱残守缺，形不成新的历史观。
近代以来，尤其自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以来，西方的发展观清算和抛弃了自己过去的类同于中国的旧史家的循环论，认为人类史是在不断发展的，所谓发展，具有哲学的内涵，即发展不是原地打转，不是起点回到终点，而是前进。
但是，关于前进的解释，却有两大派别。一派主张渐进，强调量的增长而忽略质的变化，这一派包括庸俗进化论、实用主义等。如英国庸俗进化论代表斯宾塞认为，无论社会还是个人其成长过程都只是量的增长，即连续性的逐渐改进；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威廉·詹姆士认为 “实用主义必然倾向于改善主义”。另一派则包括客观唯心论、辩证唯物论，认为前进是曲折的，即使像是返回起点，也属螺旋式的前进，它不仅是量变，还有质变。
渐进和改良体现了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因此西方的发展观基本接纳的是这种强调量的增长的发展观，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全球卷入以资本为驱动力的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派的发展观几乎一统天下。
发展就是更大、更多、更密集、更复杂、更富有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舶来的西学概念，这个概念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融入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后同样被奉为发展的圭臬。
这个充满了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发展观在西方一直是以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为核心，其代表就是18世纪著有《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经济的持续进步，财富的无限增长。到了20世纪，这一发展观把经济增长的核心概括为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高，成为全世界追捧的圭臬。
由于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准确性较国民生产总值高，联合国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常将之作为最主要指标，各国也多通行使用之。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一个衡量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通常以“年”为单位）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为保障人民的生存需要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是空谈。
但是，西方世界引领的全球现代化，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的量上的增长，等同于GDP的提高，却是有失偏颇的，其缺陷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地球资源的捉襟见肘以及生态灾难的频繁发生逐渐暴露了出来，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从逻辑上讲，把发展等同于物质财富量上的增长，就意味着一旦物质财富量上的增长停止，发展也就停止，而人们总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不允许停止的，所以这就要求物质财富在量上必须永远不断增长。
但是，当我们切实体验到地球有限性与生产无限性的矛盾已形成尖锐的对立，并且发现这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时候（乐观主义者当然有他们自负的想法，例如到月球上去搬运资源，就是人定胜天的信念之一），我们不仅要问，这无限增长的要求是可能的吗？既然不可能，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还能让它成立吗？
思想的错乱必导致行为的错乱，如果我们还不清醒地认清到，地球资源其实同封闭器皿中的培养液没啥两样，那么，我们就会像这培养液中细菌，任由自己无节制无限度的扩张，招来的无非是灭顶之灾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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