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的鼹鼠”谈起
郑若麟
以激进反华而著称的法国左翼《解放报》“中国专刊”的社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主是否正在变成一种相对的、有争议的、总之一句话，地区性的理念？”“眼下的第二大超级大国（正在梦想着成为第一大超级大国）的中国向西方扔下了这一挑战。中国期望从长远的角度将西方从世界版图上边缘化”。“其力量不仅仅在于人口、经济和军事。而且也在于意识形态……”这份已经被右翼实力财团罗斯切尔德收购旗下的左翼报刊社长罗兰·约弗兰无可奈何地写道，中国“以其物质和贸易实力，使西方民主国家抵制奥运开幕式的一厢情愿的念头在几周内便烟消云散”……这一哀叹显然表明，法国左翼思想家们（由右翼财团供养）则仍然以“冷战思维”来观察和评判中国。
法国左翼历来比右翼更具“侵略性”——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思想上的。法国发动对非洲殖民战争时，恰恰是左翼执政。对于法国左翼来说，意识形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即使中国人想回避也罢！因此可以预见，中法之间的风波是不会平静下来的。事实上这几天正随着奥运的临近而愈演愈烈！类似314拉萨事件、4.7巴黎圣火受阻事件等引发中西方舆论“大战”的事件，还会继续爆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引人思索的，是该社论的最后一句话：“然而，就是在一个自信的中国内部，也仍然有自由的鼹鼠在挖着洞。”“鼹鼠”一般在冷战时期用来比喻钻进对方阵营里的人员，如打入敌国内部的间谍、或钻进黑社会的警察特工之类的；后引申为在对方阵营里为己方效力者。那么《解放报》的社论用这个定义非常明确的词用意何在呢？到底是指思想上接受了西方观念而自觉为西方“挖洞”者呢？还是实际上接受了物质好处的“自由战士”？
当乔姆斯基在激烈批评本国政府时，他仍然对外国媒体说：“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世界最好的。”因为他绝对不会忘记自己是个美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会忘记自己是什么国家的人呢？如果忘记自己是什么国家的人，又怎么能让这个被抛弃的国家给你自由呢？法国和美国都有不成文的规定，搞政治的人在国内可以“揭露批判”，但一旦到了第三国，则不得批判本国政府。这就是西方国家“言论自由”赖以存在的底线，即内外有别。只有当自己的知识分子懂得内外之别、国家利益永远与他国利益处于冲突状态时，自由才会成为一种可能。我在法国旅居多年，深刻认识到，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这一条线的划分，是非常严格的，越线者往往身败名裂，因此他们自律性极强。法国知识界的“自由”存在于“反政策不反体制”。反过来，其在国内的自由则恰恰因其自律而得以生存。尽管如此，这一自由仍然受到体制颁布的法律进行规范。自由在法国是有内外之别的。对来自国外的思想和言论的限制极其严格。法国1939年6月24日通过的（至今有效的）法令规定：
“禁止拥有、向公众散发、销售和展出用于宣传目的的、来自国外、或受到国外影响的、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传单、公告或书籍。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将受到五年监禁和9000欧元罚款，法庭还可判处剥夺公民权利五至十年。”
这一法律之严厉，从字面上即可窥一斑。凡来自国外的、或受到国外启示的内容，都有可能（或被解释为）“有害于国家利益”。因此在“有害于国家利益”和“用于宣传目的”这两项非常泛泛的限定下，这项法律不仅仅是禁止散发、销售和展出，甚至“禁止拥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假如外国也有一个类似《记者无疆界》类的组织，热衷于向法国记者颁发奖金，并要求他们传播某些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如违反移民人权、对布列塔尼进行语言灭绝等等），按法国法律，任何传播者都将负刑事责任。在和平时期，这一法律可以被暂时忘却；但如果法国处于某种敌对舆论环境的话，可以肯定这一法律将会无情地被付诸实施。
“自由的鼹鼠”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应该所指明确。法国意识形态斗士们是不知道“己所不欲”的教诲的，相反，“在东方正在升起另一面旗帜，为什么我们突然就要降旗投降呢？”约弗兰最后在其社论中写下了这么一句结束语。这若非宣战，至少是明确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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