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需要永远的索尔仁尼琴
作者：乔新生
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逝世，标志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
对于一些西方学者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对于东方学者来说，这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使他自由。在苏联，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政治异见领袖，并因此而丧失了自由。当他投奔西方“自由世界”，发现自己虽然获得了肉体上的自由，但却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代领导人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可是当他下定决心回到自己的祖国，突然发现自己又一次失去了精神上的目标。因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他永远都是一个批判者。
这是不同于传统西方学者的特立独行的姿态。在文学事业上，他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并没有取得辉煌的业绩。他以制作报告文学的方式创作的长篇小说，更像是一种艺术、政治的哲学思考。当然，既然丘吉尔都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那么，作为一个文字写作者，他当然可以毫无愧色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个奖项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更多批判的自由，反而使其加入到流亡者的行列，成为四处漂泊的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对身边的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颇有列夫·托尔斯泰的遗风，但是与托尔斯泰的祖国情怀相比，他既不像东方学者，同时也不像西方学者，更像是一个永远的挑战者。
可怜的挑战者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站在国家之间关系的风口浪尖上。近些年来，诺贝尔评选委员会越来越关注这些社会边缘人，关注这些被祖国抛弃或者自愿抛弃祖国的政治写作者。在获得了巨额资助之后，这些人衣食无忧，可以周游列国发表演说。或许，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这只是批判间隙的短暂休息，或者是对批判者的奖赏，然而，对于那些仰慕已久，对其人格推崇备至的人来说，不免多少有些失望。作为挑战者，索尔仁尼琴从来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但是，他绝不是堂·吉诃德，他只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写作者。
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正在深深地影响着一些中国写作者。当某些中国的写作者无法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灵感的时候，他们总是把批判的锋芒对准政府，比当年鲁迅对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更为彻底，更为直接，因而也更加充满风险。但是，在巨大的风险背后，却蕴含着巨大的物质利益。某些不断挑战政府底线的写作者，既可以在国内拥有越来越多的同情者，同时又可以在国外获得越来越多的资助者。这种为了批判而批判，把批判性写作当作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写作人，正在组成一个庞大的队伍，生活在世界各地，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祖国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批判政府却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挑战的姿态却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咄咄逼人的姿态，没有批判政府的过人胆识，那么，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建设者对他们来说是不屑一顾的人群，那些引车卖浆者虽然是他们同情的对象，也是他们希望争取到的读者，但是，他们只不过是拿弱势群体作为批判政府的武器，从来都没有打算脚踏实地地改变这些人的命运。
在社会转型国家，特别容易产生索尔仁尼琴式的人物。这些人不断地挑战政府，而且往往能够得到海外受众的喝彩。但是，当他们若干年后走进自己的祖国时，面对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容的政府，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话语权，过去那种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竟然没有了表演的舞台，所以，他们只能坐在轮椅上，接受执政者的奖章。
索尔仁尼琴的离去，是俄罗斯一个时代的结束。苏联造就了索尔仁尼琴，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则进一步将他推到了生活的边缘。他在拥有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不得不背负着批判的十字架，游走在世界各地。许多怀念索尔仁尼琴的中国人，或许并没有真正读过他的著作，但是，他多灾多难的传奇人生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对一些中国的写作者来说，在内心深处憧憬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们既没有索尔仁尼琴的坚忍不拔，同时又没有一夜成名的机会，所以，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满腔悲愤，化作诗一般的语言，在自己的刊物上尽情地赞美索尔仁尼琴。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年代，即使将自己打扮成赳赳武夫，高声叫骂，也无人喝彩。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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