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已成为人类公敌的过时制度
目前的紊乱还将持续。即使可能存在不同的未来「世界秩序」，但这种混乱不应当阻止我们对「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模式进行思考。我们应当留心那些认为全球化不 可避免的议题，同时也应当关注全球化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我们的辩论应当首先深入讨论由于旧的世界体系消亡而产生的世界新体系的特征…
文◎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自古以来，地区的非平等发展成为全部历史的显著特征。然而，只是在现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遍及世界，这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已经无所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演变，现代资本主义的极化现象也呈现出不同形式。
非平等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
在工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阶段（1500－1800），商业资本在大西洋中心区域处于霸权地位，美洲边缘区域的开拓则完全服从于商业资本积累的逻辑。
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所谓经典模式因此被奉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以及亚洲（除日本外）和非洲逐渐被纳入成为资本主义的边缘区域，它们仍然以农业为主，根本没有实现工业化，只能以农业和矿产参与国际分工。此外，这种两极分化也具有另一重要特征，核心工业制度固定成为民族国家自主核心体系(national auto centred systems)，与此平行的是发展出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综合分析，这两种特征就构成民族国家解放的主导意识型态，也是对两极分化所带来挑战的响应：
（1）最终实现工业化成为解放的同义词，并且成为国家「从后赶上」的一种方式。
（2）建设民族国家的目标受到核心模式的极大影响。这就是现代化意识型态的主要内涵。从工业革命（1800年以后）到二战结束，这种两极分化的经典模式构成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
战后时期（1945－1990）见证了以上两种特征的逐渐消亡。在此期间，边缘区域工业化兴起，但可以肯定这仍是非平等发展。在亚洲和拉美新近取得政治自主的边缘区域，民族解放运动竭力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新兴民族国家抛弃自主型国家生产体系，进行结构重组，融入世界生产体系。这种双重侵蚀即是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新表现。
这些转化不断积累，导致战后作为世界体系特征的那种均衡的崩溃。这种演变不会产生新的极化形式的新世界秩序，而是导致「全球紊乱」。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紊乱源于这一世界体系的三重失败：
（1）这种体系没有能够满足全球化生产的新要求，发展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
（2）这种体系没有发展出一种政治与经济关系来调和亚洲和拉美这些边缘区域极具竞争力的工业化趋势，实现全球增长。
（3）这一体系没有与非洲这一未加入工业化竞争的边缘区域确立某种关系，而是把其排除在体系之外。这种紊乱出现在世界各地，也表现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危机的各个方面。欧洲发展的困难所在就源于此，同时也无法进行市场整合以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东欧、半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和新近边缘化的第四世界这些边缘区域产生动乱的真正原因。全球化的进程远非可持续，目前的紊乱已显示它的极端脆弱性。
五种垄断方式
目前的紊乱还将持续。即使可能存在不同的未来「世界秩序」，但这种混乱不应当阻止我们对「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模式进行思考。我们应当留心那些认为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议题，同时也应当关注全球化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我们的辩论应当首先深入讨论由于旧的世界体系消亡而产生的世界新体系的特征。这一新体系存在两种因素：
（1）自主中心 (autocentred) 民族国家逐渐被销蚀，再生产和积累领域的联系随之消失，作为自主中心民族国家主要特征的对政治与社会的控制被削弱。（2）工业化中心区域与非工业化边缘区域不再形成鲜明对比，两极分化呈现出新的形式。
竞争力是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因素的产物。在这场不公平的竞争中，中心区域使用「五种垄断方式」，对整个社会发展理论形成挑战。这「五种垄断方式」分别是：
（1）技术垄断。这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撑，只有富裕的大国才能实现。没有国家的支持，尤其是通过增加军事开支(这是新自由主义论述没有提及的)，这种垄断将无法持续。
（2）控制全球金融市场。由于金融监察法规的自由化，这种垄断具有史无前例的功效。不久以前，国家大部分储蓄只能在国内金融机构流动。今天，这些资金通过金融机构主要在国际上运作。这里说的是金融资本：资本中最全球化的部分。
（3）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不计后果，这种危险遍及世界。资本主义建立在短时理性的基础之上，无法克服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只能使得发达国家强化它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不要让别人插手像他们一样不负责任地消耗自然资源。
（4）媒体与通讯的垄断。这不仅会导致文化的趋同，而且会带来新形式的政治操控。现代媒体市场的扩张是西方民主实践受腐蚀的一种主要体现。
（5）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冷战后两极格局寿终正寝。与1945年相同，美国成为这一领域唯一的垄断者。假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扩散”的危险，也是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民主机制，”扩散”便成为打破这一无法令人接受的武器垄断的唯一方式。
这「五种垄断方式」构成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价值规律是所有这些状况的浓缩表现形式，但绝不是所谓的客观的「纯正的」经济理性的表现。这些垄断方式在世界各地实施，取消了边缘区域工业化的影响，贬低了边缘区域人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却过高估价了中心区域新型垄断活动的新增价值。其结果导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方式，而这种分配方式比以往任何一种方式更加不公平，边缘地区要附属于核心地区，只能成为分包者。这便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极分化的新基石，也预示了未来极化的表现形式。
然而，南方国家，至少是一些南方国家，所处的地位与1955年万隆会议时期不再相同。当时，所有南方国家都被剥夺掌握工业化发展技术的权利。今天，虽然北方国家拥有「五种垄断方式」，但是南方国家仍能掌握现代技术，甚至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发展技术。南方国家能够控制重要的自然资源，迫使北方国家调整其奢侈的资源消费方式。此外，南方国家能够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以外，建立起自主的贸易网络，以及资本与技术转移体系，也能够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对抗北方国家的威胁与挑战。
一种替代性的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模式
与主流的全球化思想不同，我坚持认为「通过市场的全球化」是一种反动的社会改良计划。我们必须提出一种与社会主义理念一致的、替代性的人道主义的全球化模式，以对抗当前主流的全球化思想。
与历史上所有社会制度相同，资本主义在上升阶段已经完成其进步功能。同先前的政治制度相比，资本主义把个人从以往制度强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生产力，把多种多样的社会群体熔合成我们所熟知的国家，并且制定了现代民主的基本原则。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带有阶级本质的标记，并被阶级本质所束缚。
「自由个体」实际上不过是「富裕的男性资产阶级」，民主带来的利益为这些人所独享，而现行的政治制度却使得人类半边天的女性处于从属的地位。对自然界的开发总是与经济利益挂钩，并且通常只注重短期效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只有处于主导性中心区域的国家才享有国家权利，而那些被主导与被殖民的边缘区域国家却被刻意有计划地剥夺了国家应有的权利。全球化扩张不断取得成功，但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也在不断积累。今天，资本主义的这些局限足可以导致悲剧的产生。
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能够为个人与集体提供人类追求解放的合适政治架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以剥削工人（尤其是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制度，而且已经成为人类的公敌。
现代帝国主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占世界总人口80％的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人民。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帝国主义继续发展可能对少数特权阶层有利，但是却要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特别是以几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农民的贫困为代价。帝国主义的众多行为有时具有种族灭绝的特性。资本继续在整个边缘区域占统治地位，而处于边缘区域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抗争。这些「风暴地区」（tempests zone）通常被系统的主子们称为「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的巢穴。因而，全球化也要求穷兵黩武，以镇压这些抗争。这一镇压过程排除了与社会进步相关联的真正民主化进程，抹煞了边缘区域人民社会进步的真实可能性。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加快破坏地球生物繁衍所依赖的自然栖息地。非再生资源（特别是石油）的大量消耗、对生物多样性不可逆的毁灭以及对生态系统巨大的破坏，最终将威胁这一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我们应当清楚的是，这些毁灭地球的方式只会带来愈加的不公平，只会给少数特权阶层带来短期「利益」。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美国的生活方式无商榷余地」之时，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要排斥亚洲、非洲和拉美大陆上的人民不让他们「赶上来」，把地球资源只留给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挥霍（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和日本）。
精英阶层不断扩展自己掌控的新领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及对水电、住房和交通等基本需求的控制，最终都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危害人民大众的基本社会权利。
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敌。基于此，这一制度应当被视为「过时的」制度。尽管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我仍然认为这种制度已到「暮年」。保护人类需要我们走向建基于基本原则的新道路，而不是这种强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旧体制。
有必要使人民斗争激进化
金融寡头控制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不断抵抗，使人民可能展开反击。然而，这些抵抗与反击到目前为止仍然支离破碎。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富裕国家，这些抵抗多是在维护自己现有权益，而新自由主义政治每天都在削弱这些所得。在一些边缘区域国家，这些抵抗以落后的文化主义形式表现出来，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多数运动反对当前的寡头政治，但是他们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正是导致人民深受其害的社会悲剧之源。这些运动只是抗争资本主义带来的恶果，却没有充分意识到产生这些悲剧的制度根源。即使这些斗争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胜利，却无法转移权力的平衡，使人民大众受利。这便是其中的原因所在。
人民斗争的激进化–我是指人们突然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将会决定人民有多大的能力去创造正面的另类选择。斗争激进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尽管工人阶级及他们的国家投身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方式千变万化，但是全世界各族人民都渴望社会进步、真正的民主化与和平。今天，要变得激进，意味要整合挑战的不同层面，而不是分裂它们，这些层面包括：
（1）从最贫困的人开始，要把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商业、学校、小区以及国家生活管理的民主化与所有的社会进步运动相联系。真正的民主化与社会进步密不可分。无论保护人权、工作权与「机会平等」多么具有合法性(也确是)，但仅限于这些范畴显然不够。我们应当在全世界发起一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运动。人们对未来的愿景可以有多样性，这值得尊重并能丰富人们的视野，但是这不应当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阻碍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协作。
（2）尊重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多中心的国际体系。这是减少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所带来利益冲突的前提条件，用谈判取代残酷的权力斗争，终止我们这一时代北方针对南方的无休止的战争。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联合阵线」，特别是要恢复不结盟运动和亚非拉联盟，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争取以另一种全球化管理机制取代现存的为金融资本服务的全球管理机制，后者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和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此类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和影响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组织。在拉美(ALBA计划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和亚洲(上海合作组织)，人们已朝这一方向做出努力。
即使当前国际机制在众人眼中已失去合法性，但是我们还远没有击败现存的机制。不幸地，在帝国主义中心区域的富裕国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欧、中欧和日本），进步运动的许多激进斗士反对保护民族国家利益的理念，轻率地视之为侵略性的沙文主义。以我个人之见，不管他们是否喜欢，我都认为这些人成为全球化帝国资本主义同路人。
这样界定的激进化，与社会斗争的政治化同义，就是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政治化就是意味着，我们应当了解，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保持非政治性，即使这运动看来是对具规模政治力量和尤其是各党派的复苏逻辑(logics of recuperation)的合法响应，也即使拒绝自命为先锋(很多大小政党都躲藏在这称号后面)，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进步斗争的激进化要求我们首先击败为寡头全球化服务、旨在控制全球的军事行动。
单极世界中的蓬勃社会运动
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方案中的三个战略对手。这三个国家自己似乎认为，在不直接冲撞美国的情况下，它们拥有自由活动的余地，有时甚至可以在各类冲突中 巧妙地利用自己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欧亚（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接近，会带动整个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这可以粉碎单一的想从经济上和 军事上控制全球的计划。但是，它还远不能结束欧洲的大西洋主义选择…
编按：本文节译自《抵抗的全球化》一书的序言，即将由浩然基金会支持中译出版。作者萨米尔‧阿敏是大师级政治经济学者，他已于8月6日抵台，即将分别于台北、台南两地发表演说，并安排与台湾学界和NGO工作者对话。演说和座谈行程见本期《新国际》内页。本文另外两位作者是阿敏长期的战斗伙伴，邬达是知名的天主教神父，也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论述者。哈莫内出生于西班牙，目前是法国《外交世界》月刊的主编，他曾经参与创立国际左翼社运组织ATTAC，也是「世界社会论坛」(WSF)的发起人之一，另立全球化运动的共同标语「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就来自他的提议。
文◎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弗弘索‧邬达(François Houtart)、伊纳希欧‧哈莫内(Ignacio Ramonet)
多年来，我们见证了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的汇聚。从1999年末的美国西雅图，到2001年的意大利热那亚，从1999年的「另一个达沃斯」，到2002年的阿雷格里港第二次世界社会论坛，人民的诉求、汇聚与寻找另类实践的努力从未间断。各种的社会运动仍然丰富而开放，而大方向则日益坚定。资主主义制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版本，在社会、生态与文化等方面都被视为万恶之根源；此外，关于另类发展的策略的辩论日益深化，也有长足的发展。
历史的演进是由行动者创造的
套用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会问，什么是「另一个世界」呢？这仍然是未知的，因为历史的演进–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相信是由行动者创造的，而且主要是由社会关系的变革所创造的。可是，现在的社会关系却充满了不平等。简单来说，这是社会运动的实践需要解决的事情。这并不是说思想与理论是多余的，因为它们是塑造历史的物质条件的组成部分。理论与实践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启示与成果之间的互动，是所有想改变世界的人的重要条件。
在以往的经验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反抗运动有重要的共同汇合点，即新自由主义的方案遭遇到了普遍的反对。现在，我们要抓住反抗运动的另一方面，即这些反抗运动所面临的单极世界环境，而这种环境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凝聚力有破坏作用。
要想有效地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必须懂得：历史并不总是依照经济法则有序运行的，历史往往由于非常规的社会力量的反作用而产生，这些反作用制造出真正的历史，包括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在内。
从前的全球性体系几乎都是多极的，同样也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一直到1945年为止，多极世界的合作伙伴们差不多都是当时的强国。由俄国革命开创的，再由随后的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所缔造的多极世界，则是属于另一种性质。1955到1975年，万隆会议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一段时期中有可能推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所倡导的那种自主性的新型发展方案。
而1945到1990年，战后年代的这一页很快就被翻过去了。目前时期推行的是美、欧、日三方共谋的帝国主义方案，而美国在其中发挥着霸权的作用。这一方案否定了南方各国的独立自主性，也大大削弱了各盟国的自主地位。这一方案是原来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生产体系经过长期发展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关心的是各国的卖方市场分享利益。
尽管经济来往使美、欧、日三方之间相互接近，但是，它们各自推行的政策又使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这种经济来往其实不过是资本主义要求的单方面体现。当然，目前的欧洲联合方案，只是一个大西洋主义的方案。然而，具有新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特性的欧盟宪法草案竟然遭到否决，再加上欧洲社会内部不断出现反抗运动，这再次证明社会性和政治性斗争具有可以改变局势的重大意义。
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方案中的三个战略对手。这三个国家自己似乎认为，在不直接冲撞美国的情况下，它们拥有自由活动的余地，有时甚至可以在各类冲突中巧妙地利用自己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欧亚（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相互接近，会带动整个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这可以粉碎单一的想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控制全球的计划。但是，它还远不能结束欧洲的大西洋主义选择。
众多的另类是存在的
南方国家和地区能否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呢？当前，被侵略的各民族是唯一能够击退华盛顿的野心的积极反对者。但是，他们在斗争中所采用的方法的有效性却常常受到人们的质疑。而他们所采用的这些手段，往往北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他们的正义斗争迟迟不敢表示支持。
南方国家和地区的领导阶级现在已不像万隆会义或拉美发展主义（1955-1975年）时期那样都拥有自己的方案。当然，某些所谓新兴大国还是有自己的目标的。它们想在全球化体系中尽量加快自己的经济增长步伐，而这样一个目标往往会在国内引起不少的阻力。他们认为拥有谈判权的这种战略比与更弱的国家结成共同阵线更能使他们获得好处。
他们由此而得到收益，所以，对当前这种体系的总体框架不可能提出质疑。他们不能形成一种替代方案，他们对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的幻想无法提出真正的社会方案。那些最弱势的南方各国（第四世界）甚至提不出自己的方案，所以，现在只有北方国家和地区才有能力带头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欧盟和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地区的协议、欧洲-地中海对话、美洲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和以色列关于建立大中东地区的方案等等。而其中不少方案也正受到人们的反对。
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要有一个适合人民群众斗争要求的必需的框架，它应该实现下列四个条件：
（1）欧洲必须走上另一种欧洲社会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后资本主义的漫长过渡阶段），并且它应该与过去和今天的帝国主义性质划清界线。
（2）在中国，市场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战胜试图建立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倾向，而民族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群众排斥在外，所以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稳定
（3）南方各国人民和政府应该重新建立起一个共同阵线，只有实现这一条件，人民大众才能有活动的余地，使他们有可能争取到对他们有利的让步，并且进一步有可能改变政权的性质，利用民族、人民和民主集团来替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买办集团。
（4）在重新改组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体系方面，应该迈进的是方向，既要尊重国家主权，又要尊重个人和集体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这是各类社会运动和反体系组织提出的要求。
我们是乐观的。气焰嚣张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曾经妄自尊大。1990年代的后半期，像西雅图和阿雷格里港的事件终于使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很大地丧失了公信力。人民不再相信那种主流话语所宣称的美德，也不再相信其强制推行的措施是无可避免的。撒切尔夫人曾经宣告：「没有任何另类」，我们今天却要说：「众多的另类是存在的」，「另类」是复数的、灵活多样的。我们不仅想避免学术的教条主义，还想强调构建未来的、多样性的正面特质，而且，像前面所说的，「未来」必然是社会运动之间互动的成果，但我们却不能预知其内容与本质。
马克思主义与阿明的政治经济学
在当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恶质运作下，我们格外地期待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掌握、分析与批判今日全球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期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不是一个过时的教条或陈腐的理论，而是能与当前资本主义新面貌与全球脉动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提出犀利、客观的科学论证…
文◎姚欣进
国际知名的左翼政治经济学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这次能应浩然基金会邀请来台访问讲演，对于台湾知识界来说是一个难得机会，透过阿明这位长期以非主流观点角度来批判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论述，可以重新反思台湾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途。
阿明来台的深远意义
然而，对于笔者个人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阿明来台，恐怕还有一层更深远的意义。
阿明绝非是浮泛的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学者，而是有着鲜明知识取向与深刻学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因此，我们左翼知识分子对阿明理论论述的吸收与讨论，从来都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架构与水平上来看待的。
一方面，在当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恶质运作下，我们格外地期待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掌握、分析与批判今日全球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期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不是一个过时的教条或陈腐的理论，而是能与当前资本主义新面貌与全球脉动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提出犀利、客观的科学论证。
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在科学知识的解释上，提出更深刻的因果关系分析，以掌握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危机，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人类的解放实践，又有何特殊价值可言？
另一方面，自1945年战后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远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在其它领域的知识成就相媲美（如文化研究、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研究），但毕竟有几位重要的开山立派的学者，如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的史威茨（Paul Sweezy，1910-2004）、比利时籍的托派学者与政治运动者，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但这些上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绝大多数都已凋零离世了，如今，硕果仅存而且能以全球格局视野来综论全球资本主义、提出未来宏观远景的，阿明即使不是唯一一人，也是极少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综合上述这两方面的期待的高标准，笔者个人不能不对阿明的政治经济学论述，有着诸多的疑问。
我们的质疑，当然不是否定阿明深厚的学养与多年来坚不妥协的道德风范。笔者的疑问与批评，姑且可视之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抛砖引玉。但愿台湾年轻的一代，或能藉此讨论，而激发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更进一步的兴趣。
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矛盾的运作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批判论据之一，就是劳动价值说。即商品之所以能在市场机制中交换，其基础就在于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都是由人类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而不同商品之所以能等价交换，关键在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量是相同的。市场现象是价格相同才是等价交换，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这量化的价格却是反映了商品本身的价值。价值量多少决定了价格高低，而非相反。
这套劳动价值说，在20世纪中期之后，尤其是数量经济学兴起后，早就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之为笑柄、伪科学的意识形态论调，根本不能解释市场波动、商品价格充斥的资本主义现实。
然而，一旦放弃了劳动价值说，在论证逻辑上，我们就难以论证资本家的利润主要是靠剥削（不等价交换）劳工（受雇劳动者），从而才会有资本的积累。如果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那它的问题充其量之只是分配不均，这只要在生产之后的分配领域里藉助税收手段的重分配，就可多少解决了贫富不均的问题。
在这关键上，正是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与一般浮泛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本质性批判的根本分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批判，不在于社会道德上对于社会现实中的贫富不均，或人道主义式对贫困劳动大众的怜悯而厌恶资本主义，而在于在科学分析上，它能合理地断言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我矛盾的运作基础上，从而永远有其内在的总体危机，而不断地将全球各地卷入其中。
这经济运作的自我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剩余价值唯一的来源乃是人类劳动，而利润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因此资本利润的高低基本上是取决于总资本中人力资本的比例（资本的有机构成，即总资本中人力资本与投入机器资本的比例）。但随着科技发达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比例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会呈现长期下跌趋势。因此，资本主义的科技越进步，生产力越高，但它同时带来的失业率就不断上升、社会危机、贫富不均就不断扩大。
换言之，社会贫富不均、经济不景气等等，只是资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而要真正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藉助劳动价值说。劳动价值说，乃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必须接受的核心概念，已据此来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的种种现象。
放弃劳动价值说？
然而，自二十世纪以来，许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却越来越公开倡言，劳动价值说是一个错误，或至少是无法逻辑地成立的概念，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当年由商品价值转化到生产价格的论证错误，以致于劳动价值说只能作为一个哲学上论述来欣赏（如马克思精采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启发了一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考，如卢卡奇）。
美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也是每月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史威茨，就犯了这严重的错误，以致于他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诸多批判，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论述，不如说是一般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的左翼论述──即在几乎完全放弃劳动价值说的论证上来批判资本主义。
很遗憾的，阿明在这关键论点上，也似乎如此。事实上，多年来阿明在两个层面上似乎都并未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思维与严谨的论证来诠释与运用劳动价值说，这造成了阿明不仅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失之于经验现象层面的分析，也让长期关注于第三世界不平衡发展历史经验的阿明，无法合理地解释他原本非常原创性的对国际贸易不等价交换的论点。
首先，阿明在较近期批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两本论着里（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出版； Spectres of Capitalism，1998出版），对于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会沦于停滞发展的困局，完全不分析资本有机构成偏高、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而只不断提及说，这主要是肇因于战后长期繁荣的三大现象，如劳资妥协的社会福利国家、「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苏联经济（这也是不符合当时现实的论点）、与追求民族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经济发展等等，都已随着时日的消逝而力道衰竭了（见1988：22页）。
其次，阿明在其早年成名著中，《不平等的发展》（1973出版，台湾中译本1998），表面上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说来分析第三世界后进国与先进国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但实质上，他却是以新李嘉图学派（深受义裔英籍学者斯拉法影响）所谓商品量换算商品量的分析模式来计算商品价值，以证明不等价交换。这种分析模式，事实上，是放弃了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与生产价格论（即劳动价值说的价格理论），而改以非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来分析客观现象，而带来极大的概念上混淆（请参见曼德尔在其《晚期资本主义》中对阿明的批评）。
总的来说，笔者由衷的敬佩，阿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妥协的批判，以及他对于过去作为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之前瞻性的反驳，并提出许多洞见，如第三世界部份区域发展乃是「结构性的曲扭」等论点。
然而，这些观点几乎都是在含混、片面地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来论述的，以致于我们难以从其论述中学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思考与分析方式。而一旦丧失了这辩证思考方式与完整的劳动价值说，我们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恐怕就不是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上。长远来说，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障碍。
在这点，我们很遗憾的发觉，阿明的论述并没有解决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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