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有化刺痛华尔街自由经济信心
2008年09月16日 国际航空报
是全球化这一庞大的经济新语境伤害了自由市场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伤害了全球化？这对于国有化“两房”的美国财政部和它代表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难题。
王正鹏
从高盛走出来的保尔森，终于宣布用国有化方法论治理已经陷入绝境的美国两家最大的房屋抵押债券商———房利美和房地美。
从量子基金走出来并致力于开放社会推进的索罗斯，不断发表的美国经济悲观论在互联网上的海量传播，就像一个美国资本家在敲打一家中国农夫的窗户，告诉他们美国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为华尔街建立了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体系的弗里德曼，1962年，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小册子面世的时候，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在一个特别的冷战语境下，弗氏的这本书几乎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大纲，它在第一章中就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划上了一种逻辑关系。
我们拿出这三个人作为历史符号是想说明，“两房”带来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哲学困惑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形而上的枯燥问题。
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包藏的危机比中国投资机构与学界观察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是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接管“两房”时，美国媒体使用的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国有化”这一词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词语都是美国意识形态对峙阿拉伯与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冷战时期的集权国家时常用的语言武器。这一次，轮到了华尔街自己。
美国大规模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只是过去二三十年的事情，甚至共同基金这样稳健的东西在美国盛行也不过是1980年代的事情。华尔街的极端资本主义产品在向普罗大众销售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政治问题，而一旦像美国绝大多数家庭成为次级债冲击波的受害者时，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就会成为社会悲剧，并且完全伤害了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积累的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经济的基本信心。这样的哲学苦果，才是美国社会最大的损失。
“两房”问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在美元强盛的时候，全世界的央行与政府购买了大量两房债券作为像彼得·林奇一样有信心的投资者，把美国经济看成铁板一块，把“两房”看成为美国经济的两个重要支架。解决“两房”问题，保尔森不只面对的是美国成千上万的家庭，还有全世界种种投资机构对于美国和美元的信心。
中国的四大银行在最近披露他们的中报时，公布了持有“两房”债券的共有310亿。虽然他们在今年6月后一度减持美国的机构债券，但这样的反应已经很慢了。美国次贷危机是去年下半年爆发的，中国的投资机构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同步性是严重不相称的。这是眼睁睁的教训。
“两房”国有化可以看成是美国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国家干预行动。它使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意识的推销者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困境，他们不但要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一批名词打交道，还得在意识形态的霸权建设上自相矛盾。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除了国有化“两房”，美国政府别无选择。
但问题在于：是全球化这一庞大的经济新语境伤害了自由市场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伤害了全球化？这对于国有化“两房”的美国财政部和它代表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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