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8年11月08日 12:39 东方早报
全世界正在陷入也许是经济大萧条以来情况最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放缓。从不止一个方面来讲，这场危机都纯属“美国制造”。
美国以资产担保债券的形式，把有“毒”的抵押贷款出口到了世界各国。美国还输出所谓取消监管的自由市场理念，就连格林斯潘这个泰斗级鼓吹者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错误。美国出口了不负责任的企业文化——不透明的股票期权，滋生出糟糕的会计制度，就像几年前在安然和世通公司丑闻中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成为导致这次崩溃的一个因素。最后，美国又将经济低迷出口到了全世界。
布什政府终于回过头来做所有经济学家敦促它做的事：为银行补充更多资本金。可是和每次一样，细节的好坏决定成败，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可能已经成功地推翻了这样一个正确理念，他似乎已经找到了办法，能在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同时不恢复银行信贷，这对经济可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最重要的是，保尔森向美国银行供资所订立的条款比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差得很远（且不说沃伦·巴菲特向美国状况最好的投资银行高盛规模小得多的注资所得到的优厚条件）。股票价格表明投资者相信他们做成了一单好买卖。
为美国纳税人所做的这笔糟糕生意忧心忡忡的原因之一是迫在眉睫的国家债务。即便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国家债务也肯定要从2001年的5.7万亿美元上升到今年的9万多亿美元。仅今年一年的赤字就接近5000亿美元，随着美国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深入，明年的赤字肯定比今年还要多。美国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华尔街的财务保守派（没错，就是这些人一手炮制了现在的低迷状态）现在却开始呼吁降低赤字（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大萧条时代安德鲁·梅隆的所作所为）。
现在，不出人们所料，这次危机已经波及到新兴市场和欠发达国家。虽然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尽管美国有着种种问题，它仍然被看成是存放财产最安全的地方。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尽管面对着种种困难，但美国政府担保仍然比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担保更具可信度。
随着美国吸干世界储蓄来解决国内问题，随着风险溢价的快速上扬，随着全球收入、贸易和商品价格的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艰难。某些国家——它们在危机到来之前就拥有巨额贸易赤字，有数额巨大的国债需要延期偿还，并且与美国贸易联系密切——情况很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糟。那些尚未完全放开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国家，比如中国，会庆幸他们没有听从保尔森和美国财政部的敦促开放资本市场。
许多国家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人们担心的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再次采用过去那种失败的方法：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这样做只能加剧全球不平等现象。在发达国家实行稳定的反周期政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却被迫采取破坏稳定的政策，在他们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把资金赶跑。
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探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需求的呼声很高，但真正落实的措施显然太少。那时候，许多人认为如此崇高的提议是有意要阻止真正的改革目标：那些在旧体制下运转良好的国家知道危机总会过去，改革的呼声也会随之销声匿迹。我们再也不能让这种情况重演。
我们也许正面临着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原有体制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需要，但它们的改革速度却非常迟缓。它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目前的危机，即便在危机已经袭来的情况下人们仍然担心它们的应对措施是否有效。
世界花了15年时间和一场世界大战的代价才坐在一起弥补全球金融的漏洞，正是这样的漏洞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经济大萧条。希望这次我们不用花费那么长时间：考虑到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那样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
虽然美国和英国主导了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今天的全球局面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与此相似，定义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系列经济教条现在已经被证明不仅在发展中国家遭到了失败，就连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也已经慢慢失效。即将召开的全球峰会必须面对这些新的现实情况，才能实现有效建立起更加公平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目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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