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标志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终结
魏 文编译
美国知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的文化模式的终结。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主要理论的文化模式的危机。
这位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教授和语言学家认为，出现金融自由化的地区经常是出现灾难的地区，拉丁美洲的事情应当是人们相当熟悉的。这种智力的模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国家的干涉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种干涉和类型在穷国曾经是被禁止的。这种模式将根据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国家的政策的经济权力中心的利益而进行新的变革。美国动用7000亿美元挽救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前主席格林斯潘说他相信自由市场是“犯了一个错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将金融制度的垮台与柏林墙的倒塌相比较。交易所的股票每天下跌，人们说最糟糕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乔姆斯基认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场危机有多么严重。不仅是一种危机：一个是金融危机，还处在最初的阶段。另一个是实体经济的衰退，也就是说生产性经济的衰退。第三个危机在美国是私人医疗体系低效率和高成本的紧迫的危机，如果不严肃地处理，它将破坏联邦的预算。这些因素将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将金融危机与柏林墙倒塌相比没有任何用处。柏林墙倒塌是苏联垮台关键的一步。
没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正面临相似的命运，只有投资银行和金融部门的其他一些机构例外，工业部门如美国的汽车行业不景气，但原因截然不同。
谈到这场危机的教训，乔姆斯基说，最眼前的教训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场灾难，这一点不应当使拉丁美洲人或其他屈从于它的人感到吃惊。更具体地说，金融的自由化导致灾难。自由化是对民主的沉重打击。另一个教训是20世纪美国重要的社会哲学家约翰•戴维敏锐的观察：政治是大公司对社会所设计的阴影。这场危机可能把世界经济的多样化进程向前推进。美国有巨大的优势，它拥有绝对的军事实力。欧洲的经济规模可与美国相比，但属于不同的类型。在世界事务中要向前迈出一步是难以操作的，仍然处在美国的阴影之下。中国和印度一直在增长，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它们向新自由主义的正统发出挑战，但是它们内部也有很大的问题。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表明：中国列在第81位，印度列在第128位（只高过老挝的柬埔寨）。这只是表面的。
现在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文化模式”的危机，如果说这是指一个理论体系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但是，这一理论从来没有被西方的权力中心自己接受，尽管它们在指教别的国家时感到“幸福”。这是一个历史的标准，已经历几个世纪，在被殖民的地区第三世界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前总统里根是公认的“自由市场最高的神父”，但他扩大了政府的规模，拯救了伊利诺斯大陆银行，创立了塞马蒂奇康采恩以挽救美国的半导体工业。
由于自由市场的体系，经济危机同时也表明民主的解体。在民主制度下，民众组织、工会、政党和其他组织可能提出解决办法，向政治代表人物施加压力，让他们落实这些解决办法，但是没有这样做的任何信号。令人惊奇的是，美国的主要媒体坚持投入公共的资金去挽救银行，没有任何类型的公众的控制，而与此同时它们谴责挽救汽车工业。汽车工业的职工每年挣56650美元，几乎是花旗集团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鲁宾一天的收入，而他是目前这场经济危机的责任者之一，他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的基础是一个中立的民主党人的基础，也许不像克林顿那样。更仔细的分析应当逐个研究。关于这场经济危机在文化领域会带来什么后果，还难以预料。经济危机经常被看成会同时出现“伟大的艺术”。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8年11月7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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