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霸权转移还是霸权终结
陈先奎 汤伟
环球视野编者按：自从资本主义问世以来，称霸与反霸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这种不可避免也难以调和的斗争甚至战争中，霸权中心也在伴随激烈的历史演变而不断地改换门庭。“城头变换大王旗”已屡见不鲜。
屈指算来，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独占鳌头的美国霸权究竟还能走多远？21世纪是霸权的“转移”，还是霸权的“终结”？这是许多关心和研究人类命运的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话题。《21世纪：是霸权转移还是霸权终结》这篇文章，正是谈论这个话题的，并且有很多独到见解，值得一读。
此文提出：第一，一部霸权产生和繁衍的历史，就是西方列强侵略、剥削、掠夺、征服亚非拉各国的历史，而且是一部西方列强之间轮番争霸的血腥战争史。第二， 美国在经历过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失败的战争，以及次贷危机后开始丧失其强势领导力，其霸主地位受到多极化的挑战，而美国不甘心自己的衰退，千方百计地力图转移危机，死保其霸主地位。第三，21世纪将逐步走向“多极”和“无极”，甚至导致霸权的最后“终结”。第四，中国应继承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反霸不称霸、始终与发展中国家同命运、共进退的国际政治和外交价值取向。以上四点，无疑是正确的。
此文同时也提出了某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例如，如何认识“世界革命”的问题；是否需要抛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抗阵营的革命与战争的对抗性外交思维”的问题；“终结”霸权需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强调斗争，还是强调“和合”的问题；在终结霸权的过程中，中国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接受美国及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利益攸关者’的定位”，等等。
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对此文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能够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实践的结合上，找到比较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正确答案的。
————————————————————————————
近代西方崛起以来，大国兴衰及其霸权更替或转移一直是西方国际政治的中心课题，西方世界一些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军事家无不为此殚精竭虑。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和印度作为“世界软件大国”的和平崛起，特别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美元贬值、次贷危机后表现出单极霸权的边际局限并开始丧失其强势领导力的过程中，一些关心美国单极霸权和心忧西方集体霸权的西方人士纷纷以各种“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伊朗威胁论”和“印度威胁论”等，表达他们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霸权的关心与忧思，并尝试以“多极”、“无极”、“集极”。“民主价值同盟”、“新大西洋联盟”甚至“中美共治论”等论调提出他们对2I世纪大国关系及其“霸权新秩序”的设计与筹谋。
上述种种观点，究其实质，都是美国及其西方新霸权的翻版和遗留，即使他们不得不提出的“中美共治论”，充其量也只是以容纳“新”霸权来保留旧霸权的一种交换方案或让步“底线”，是在尽可能不触及美国及其西方旧霸权的前提下，对中国等他们所认为的“新兴国家霸权”或“挑战国霸权”的一种让步和“招安”，是美国和西方试图以它们所创制、所主导的“霸权体制”，对“新兴挑战国霸权”所进行的一种“制度化改造”，以延长其霸权的生命周期。
然而，新世纪伊始的新现象及其所蕴含的新趋势表明：21世纪将既没有长盛不衰的美国和西方霸权，也不会出现新的霸权挑战、更替与转移，21世纪将是一个霸权终结的世纪。如果说美国是大国霸权，“西方”是文明霸权的话，21世纪将不仅是美国霸权的终结，而且也是近代以来整个大国霸权和西方文明霸权的终结；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西方霸权将不是终结于中国“新霸权”，而是终结于没有霸权；不是终结于一两个所谓“新霸权”的挑战，而是终结于“非霸权化”、“去霸权化”的时代挑战。21世纪在美国霸权和西方文明霸权终结以后，将不再有新的大国霸权和文明霸权，而将开始逐步进入一个大国作榜样、尽义务、讲责任，小国享平等、有民主、受帮助的真正没有霸权的和谐世界。
一、21世纪的美国将在“去单极霸权”，进而“去霸权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普通的世界大国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尤其在“里根繁荣”的基础上又经历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美国在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开始时确实达到了综合国力的顶峰，也达到了过去任何一个大国霸权都没有达到的绝对优势的高度。当时的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经欧美共同打压，陷入“10年零增长”的泡沫破裂时期；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尚未走出叶利钦时期的内乱、内战、分裂与衰落；欧洲也为高福利国家的痼疾所累，在以1％左右的增长速度蹒跚爬行，甚至有时还出现负增长；中国虽然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进入第二波发展高潮，经济发展迅速，但规模刚过万亿。但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在世纪之交达到国力鼎盛时期的美国也没有经得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的消耗与拖累，而且迟滞了自身的发展。相反，其他大国则紧紧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了和平发展的优势，大大推进了力量对比的“大国均衡化”进程。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国的军费仍然是其他大国的总和，但是按照目前以市场为基础的测算，短短几年时间，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已经由最高峰时的34％左右降到现在的23％左右。由于全球化使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再加上在伊拉克战争后出现的这样一种大国力量对比的“均衡化”趋势，使美国及其盟国不但单独解决不了阿富汗、伊拉克问题，解决不了伊朗、朝鲜问题，解决不了油价高涨、粮食危机这样的“全球治理”问题，甚至解决不了美元贬值及次贷危机这样的“纯美国”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着美国的“去单极霸权”与整个西方的“去霸权化”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如果说美国过去凭借其单极霸权及盟国支持就能决定一切的话，那么现在的美国要想真正解决一些全球问题则不仅要有盟国的服从、听命与捧场，而且还需要其他世界大国甚至地区大国的理解、支持、合作和参与，有些时候甚至需要其他世界大国发挥主导作用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不管美国情愿还是不情愿，主动还是被动，自觉还是不自觉，其实美国的“去单极霸权”过程已经悄然开始，而且在逐步加速，逐步向某种临界点趋近。
当然，需要提出的是，美国的“去单极霸权”、“去霸权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至少在2050年前后，甚至在整个21世纪，美国仍将是主要世界大国中的领跑国家，综合实力仍将位居世界第一，只是美国的绝对优势将不复存在，至少将不再能支撑美国的单极霸权和单边意志。美国将由新世纪伊始的唯一超级大国逐步演变为一个与世界主要大国相互制约的普通世界大国。
二、21世纪的欧洲内部将继续“非霸权化”与对外被迫率先开始“去霸权化”
20世纪的欧洲对外力图维持或恢复西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世界大国霸权地位以对抗苏联，同时也不甘长期屈服于美国霸权，做美国的小伙伴。为此，面对强大的苏联和美国，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能为力，唯有联合，搞一个“欧洲合众国”，才有可能继续满足西欧各国特别是西欧大国的世界大国霸权欲望。
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是欧洲人民内部强劲滋长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其民主制度制约，客观上确实使欧洲丧失了对外主导霸权战争的根本动力及其获得选民支持的基本可能；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激活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发展与伟大觉醒，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不断扩大的新兴国家群的和平崛起，迫使欧洲作为西方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自觉不自觉地率先开始“去霸权化”过程，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对比较尊重、比较平等、比较妥协的态度。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到，欧洲内在“非霸权化”与外在“去霸权化”过程的同时启动，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新的重大现象。
西欧是近代世界大国争霸的滥觞之地。由西班牙与荷兰的霸权争夺，到英、西的霸权更替，再由英、法的霸权战争，到德国对英国的霸权挑战和美、英的霸权转移，无不是近代霸权国际政治的经典。一部西方文明崛起的历史，不但是西方列强侵略、剥削、掠夺、征服亚非拉各国的历史，而且是一部西方列强之间轮番争霸的血腥战争史。战争教育了人民，欧洲人民为彻底消除近300年战争不断的根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率先高举起和平与主权平等的旗帜，以一国一票的绝对“主权平等”原则，开始了主权让渡、主权调整的“主权相对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外力图在世界舞台上恢复并确保欧盟的主要世界大国地位，对内则彻底消除西欧各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根源。这是欧洲政治的一个伟大进步，是欧洲人民的一项伟大政治创新，也是欧洲发展进程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大国作为西方文明整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对外霸权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法国在非洲，英国在英联邦范围内，西班牙在中南美洲国家，英、法、德在中东，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霸权活动频繁，还直接支撑和参与了美国与苏联的两极争霸。中国和印度在东方的和平崛起，包括中国、印度在非洲、拉美各国进行的和平发展、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外交，也由于非洲、亚洲和拉美各个中小国家的发展与觉醒，使欧盟及其英、法、德等欧洲主要大国不得不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以某种方式开始其“去霸权化”过程。尽管以德国默克尔、法国萨科齐、英国布朗为代表的新一代欧洲主要大国领导人仍然企图以“价值观外交”、“民主价值同盟”和“新大西洋联盟”等继续拥戴美国维护西方国家的集体霸权或西方文明霸权，重提过去被长期搁置的“大西洋联盟”，共同维护美国的西方霸主地位，但是这些举措可能也消减不了它们不得不“去霸权化”的无奈与尴尬。尤其在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大国崛起和非洲、拉美各国的良好发展势头之后，在发展中国家的油气等资源优势被重新看好以来，“国家发展均衡化”趋势带动了当今世界的“文明发展均衡化”，欧洲主要大国图谋维护西方集体霸权或西方文明霸权的努力恐怕也将很难如愿。
三、21世纪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霸权化”大国群体的和平崛起，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非霸权大国”和“非霸权文明”的崛起，从根本上代表了2I世纪非霸权化、“去霸权化”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潮流，奠定了21世纪“霸权终结”的基础。
中国与印度是代表东方文明的两个伟大国家，各自创造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虽然在近代以来都分别经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却都达到了数千年维而不坠的高度；不仅先后在20世纪中期浴火重生，而且都在进入2I世纪后开始了民族振兴的新征程。
诚如中国学者林语堂先生所言，印度是一个充满宗教和宗教精神的土地，印度宗教精神的涓涓细流流淌到了中国，充盈了整个东亚地区，至今仍是东亚国际秩序的思想和精神基础之一，也奠基了中国、印度两个东方文明大国的文化亲属关系及其同样突出的东方和谐文明精神。
印度宗教思想强调仁爱主义，主张“戒杀”和“自制”，反对杀戮与战争；重精神而淡泊物质和享受，重秩序求来世因而能够忍受现在的差距。正是印度文化价值中的这种和平非暴力思想孕育了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及后来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运动。尤其是尼赫鲁的不结盟主张，在国际上体现了反对强权政治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民主化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印度又具有强烈的大国意识和使命感。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明确提出，“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他还说，不能把印度与巴基斯坦等量齐观，而应与美国、苏联和中国相提并论。尼赫鲁的理想，是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大、统一，受到国际社会尊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大国。虽然，印度在南亚“一超多弱”的格局中，也存在相当的地区霸权倾向，但是就总体而言，印度选择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它一方面力求在当今世界的多极化格局中左右逢源，实现印度国家利益最大化，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或者西方，是世界多极化、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又始终关注自己的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家与领导国家身份，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印度外交的重要立足点，为发展中国家代言，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中国是更典型的“非霸权化”新兴世界大国。中华民族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和合精神，主张“和为贵”。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继承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反霸不称霸、始终与发展中国家同命运、共进退的国际政治和外交价值取向，又突出强调邓小平对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式诠释，检讨并抛弃了“世界革命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对抗阵营”的革命与战争的对抗性外交思维，以强调和合、和谐精神的民族文化禀赋，坚持主张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新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地举起了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旗帜，不仅坚持反霸、不称霸，与第三世界共命运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而且实践着不当头、不扛旗、不冷战、不针对第三方，不搞世界革命和对外输出革命的价值观外交和意识形态对抗；同时又重新自我定位为建设性的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基本接受美国及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利益攸关者”的定位期待；中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以大尊小，甚至以大事小，以大带小，以大助小，以大富小的崭新大国精神，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尊重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地位、作用与权利，在中国与东盟的“10＋l”格局中则支持东盟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等等，代表着“非霸权大国”崛起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这种“非霸权化”的新型大国内政和外交，与非洲、亚洲、拉美各国的新一波发展与觉醒交相呼应，对霸权国家的“去霸权化”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尤其是道义压力，提升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激励着“新兴世界大国”的“非霸权化”道路，促进传统霸权大国被迫或半被迫地走上“去霸权化”道路。这既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美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新世纪人类和谐世界愿景的主要推动力量。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5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