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头大象同睡在一张床上很不好受”——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谈及与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时便发出了这样的喟叹；40年后，随着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以至于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创造了一个英语新词“中美国”（Chimerica）来表述这种关系，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和第三贸易大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家之一和美方统计的最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中国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了埃明格尔先生当年的无奈。这不，当下席卷世界的次贷危机源于美国，这本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情；一旦到了西方某些学者笔下和政客口中，竟然成了中国的罪过，理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他们声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哦！美国人无节制的超前消费和借贷不是过错，华尔街肆无忌惮的欺诈不是过错，陕西老农为了子女读书而省吃俭用居然是罪过？这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如今创造出了这样的道德标准，着实令人眼界大开，只是五月花号乘客们倘若地下有知，定会气得从墓中一骨碌翻起身来。
“中国责任论”本不值一驳，因为美国于1971年出现了1893年以来的首次货物贸易逆差，其后一发而不可收，1971—2008年间，除了1973、1975和1997年之外，其余历年美国货物贸易均为逆差，[①]其个人储蓄率从1980年代就开始持续显著下降。而中美双边正常贸易关系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方才开始，中国持续的货物贸易顺差从1994年方才开始，此前一直承受着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压力。而且，提高国内储蓄率、增加国际储备等等，正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金融救援为手段强迫历次金融危机国家实施的标准药方，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到当前拉脱维亚等危机国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的先决条件，莫不如此。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言论出笼并在某些西方人士中风靡一时，再次充分暴露了美国这个霸主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国际货币合作中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又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本来，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各国之间在公正合理基础上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结果优于各行其是；但实践的结果是这种协调、合作往往无效，甚至进一步恶化了结果，以至于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主任、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创造了国际货币“逆效合作”（counter-productive cooperation）或“贫困化合作”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何以如此？美国知名经济学者、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将原因归咎于（美国）决策者的非经济动机。在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行政部门为了避免国会阻挠，通常只能舍弃财政政策工具，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国际协调，结果，不论货币政策是否合乎时宜，财政当局总是企图把调整负担推给联储；不论实施国际货币合作是否恰当，政府总是力图推进国际货币合作，以便为自己糟糕的政绩寻找替罪羊。即使经济问题根源完全在国内，为选票起见，政客们为推卸责任也常常将外国的经济政策当作靶子；无论外国同意抑或拒绝参加国际货币合作，政客们总是能够藉此推卸责任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巨额经常帐户赤字源于扩军、减税并举造成的空前财政赤字，但里根政府没有努力削减财政赤字，而是将责任全部归咎于欧洲、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要将美元贬值来迫使别国调整经济，结果七国集团货币合作的后果是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和金融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国际货币政策合作”最大用处不过是为美国政客们将国内问题国际化提供借口而已。[②]
对于一个小国而言，如此推卸责任，虽然可气可笑，倒也并不至于损害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益；美国这样的大国则不然。1960年代以来，美国就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当美国与其它国家在世界总需求的恰当水平、如何在各国之间分配总需求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时，促使美元贬值的宏观经济政策会使其它国家满足美国的愿望。由于美国自身经济规模大，因此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对其本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影响不大，反而对其经济伙伴国影响较大。不管相对经济规模大小如何，在经济政策合作的博弈中，结果通常有利于先行者而不利于追随者，“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够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国际货币合作”云云，不过是盎格鲁—萨克逊金融霸权主义的冠冕堂皇的遮羞布而已。
“我想对正在观看这一仪式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说，不论他们现在各国伟大的首府还是在如同我父亲出生地一般的小村落，我想让他们知道：对于每个追求和平和自尊的国家和个人而言，美国都是朋友，我们愿意再次领导大家踏上追寻之旅。”——在就职仪式上，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如此表述了美国继续充当世界霸主的意愿，但美国人必须明白，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现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一方面是实力对比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可以从中受益，尽管利益分配格局未必理想。如果美国的道德风险使得足够多的国家的成本收益发生了足够大的改变，美国的所谓国际领导地位也就该随风而逝了。
既然如此，中国如之奈何？我们首先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的道德风险，这是我们维护自己权益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国内某些学者、媒体中盲目亲美崇美者太多，他们对山姆大叔的种种阿谀奉承之词，已经属于对正常智力和人格的侮辱。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做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转型，降低对外需和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对外资产结构多元化，不因外部噪音而自乱阵脚。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选择越多，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越能避免被动。
（2009.1.21，仅代表个人意见）
[①] 根据美国商务部《现代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有关各期。
[②] Martin Feldstein，“Thinking abou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pring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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