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看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市措施和应对问题
王佳菲 2009-2-12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支持经济增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无论是从力度还是广度来说，都堪称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市行动。那么，这些救市措施和应对策略是否能够收到预期效果呢？除了观察事态发展之外，我们不妨运用一下《资本论》这架“显微镜和望远镜”来加以理论分析。
问题一，认清危机的起因，应对措施才有可能奏效。美国发展次贷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要满足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人不消费就无法再生产自身，工人阶级的生活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不仅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还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消费，就是资本家拴牢雇佣工人的一条“看不见的线”。［１］如果不搞次贷，就无法维持美国工人的消费，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旦丧失，资本主义再生产就难以维系。
美国工人消费得越多，就被资本的绳索拴得越牢，通过借贷消费，提前将终身的劳动力让渡给资本家阶级，而透支未来的收入是不可能持久的，这就埋下了危机的一个隐患。工人消费得越多，意味着其劳动力价值就越高，美国资产阶级一是提高本国垄断的那些商品、技术和服务的定价；二是用对外扩张的资本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纳入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三是发展信贷消费，这使得工人的工资虽然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却依然能够维持消费的增长。在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及其金融化担起了维持消费增长的重任，并积累了次贷泡沫，最终使一度被延迟的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
这场危机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强制性的自我调节。危机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因此有时不得不依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２］现在正是在做出这种牺牲。而且，正如美国为了挽救美元的颓势会不断打压别国货币一样，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会选择首先去破坏别国的生产能力。仅仅在中国，就有数十万计的企业倒闭，2000万农民工失业，外资的非正常撤离已经屡见不鲜。危机中（资产泡沫的破裂以及）对现有生产力的破坏，是资本主义重新趋向平衡的唯一途径。这说明，任何无视资本主义再生产内在联系的应对策略是不会奏效的。
问题二，如何看待美国当前的救市措施？对于奥巴马是否有能力实施8000多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美国发售巨额国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已有不少学者给出了分析预测。那么，如果美国政府真有这笔钱，就能救得了市吗？首先，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是美联储多印些钞票、政府多花些钱购买不良资产就能解决的。马克思在分析1857年英国经济危机时曾明确地说过，危机“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 ［３］
其次，政府如果急于救市而滥花钱，某种程度上是相当于在救市过程中延续了危机对现有生产力的破坏。凯恩斯曾经说，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把矿井填平，再让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会推动社会收入和资本财富增加。［４］这类的救市政策与危机本身的效果相似，就像上面提过的一样，是靠主动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恢复经济。
再次，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等建设，在私有制条件下，会加速剩余价值的积累及其转化为新的资本，从而加剧生产过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时指出，资本家作为产业资本的人格化，他供给的商品价值Ｃ+Ｖ+Ｍ，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Ｃ+Ｖ［５］。这就是说，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扩大就业、扩大需求的同时，必然要让相关的私人企业获得利润，而资本获得剩余价值后无非是把它变成新的资本，寻求更大的价值增殖。因此，政府投资看起来是部分地克服了当前的生产过剩，但实际上是在为将来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铺路。
可见，只要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打转，美国政府就没有什么克服危机的灵丹妙药，要么是饮鸩止渴，要么是到国际上谋求出路。
问题三，中国在美国救市方案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国内外流行着一种观点——主张中国应当救助美国、并且救美国就等于救中国自己，认为一旦西方国家经济好转，就又会进口中国的商品。对此，上面已经回答了一半：即使中国出钱相救，也不能解决美国的问题。问题的另一半是，中国虽然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应对全球性危机，但是全力救助美国，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努力想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所谓均衡状态是徒劳的。说它不可能，是因为这样做至多使中国的出口驱动型增长退回到从前重头再来，然而，中国的资源生态、土地、劳动力、金融以及国际竞争环境都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昔日的增长模式根本无法复制。不可取，是因为美国拿不出与中国商品对等交换的东西，它的核心技术、实业、资源都紧抓不放，因此，中国牺牲环境、资源、工人福利，能换来的最终只是美国国债等一些不具有实际价值的资产。当年，马尔萨斯曾主张“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土地贵族等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承担挥霍的任务。［６］这种观点已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所不容，更不应成为今天中国救美国的教条。
至于中国应当采取的行动，简要地说：一是先自保自救，防范还在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风险；二是苦练内功，进行结构调整，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等生产力结构，还要调整生产关系结构，比如说创办国有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三是争取与国际责任相对称的国际权利，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四是向世界输出信心。不仅是度过寒冬的信心，还要有坚定科学发展的信心，坚定人类终将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彻底克服经济危机的信心。
注释：
［１］《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9－662页。
［２］《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79页。
［３］《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4页。
［５］《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34页。
［６］《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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