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墨西哥和其他拉美主要大国一样，成了各种西方经济机构和主流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和改革模式的实验地。各类西方金融机构和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改革思想，墨西哥政府则不断地、机械地实践着他们以为可以解决近期或长期经济问题的一下两种主要的西方经济改革模式。
第一、 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模式，是二战期间产生的凯恩斯结构主义经济理论拉美化的理论和实践。拉美经委会的主要理论是：1）中心-边缘关系理论；2）内向型发展理论；3）技术进步的角色理论；4）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5）积极的国家角色理论。这种理论和模式强调政府的中心作用以及与之配合的政府部门和政策。这个模式的实践使墨西哥第二产业和城市化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大步前进，可惜终归失败了。原因在于这个理论和实践在墨西哥受各种根深蒂固的私利集团严重左右，导致极其严重的权力“寻租”、投机和腐败。既妨碍了市场效率，又激化了贫富不均。最终因无法实现资本和技术积累而难以提高民众购买力，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最后因82年债务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导致该模式的实践走到了尽头，耗尽了墨西哥近30年积累起来的一点优势，迫使这个西方经济学中的“异端理论”回归西方市场经济的“正统理论”。
第二、 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模式，是布莱顿森林体系催生的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改革。主要特征是一个核心三个关键：一个核心是去国家化，三个关键是全面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紧缩银根。体现在：1）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2）国内各经济领域的垄断集团大幅提高了垄断程度，妨碍进一步的改革程序；3）弱化激励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的协调机制；4）忽视收入和机会公平原则，缺乏改革失意群体和得益群体间的协调机制；5）放弃促进国家一些特殊的、重大的战略生产领域发展的措施；6）财政货币改革为了稳定，牺牲发展；7）不断削减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8）不断削减公共福利的财政支出，使国家无法实行有效的，提高收入公平性的再分配；9）司法系统的公正性更加不可靠。该模式导致的最致命问题是使墨西哥完全失去了长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政府只顾短期宏观经济指标和西方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政府缺失，出卖国家经济安全，外资几乎垄断所有国家战略资源和经济命脉。发展极其缓慢，资源分配更加不公，更加无法实现资本和技术积累，使民众购买力和国家创新能力大幅下降，改革付出的巨大牺牲导致大部分而且越来越多的拉美民众感到愤懑和厌倦，认为改革违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深重经济危机的到来，该经济改革模式也将走到尽头，迫使墨西哥政府又要从拉美发展主义这个异端理论中另寻出路。（注[1]）
按照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观点，结构学派模式和货币学派模式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按照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交替采用的理想经济运行模式。
a) 当经济过度萧条时，政府扮演决定性角色，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推行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央行增发货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流通；政府增加财政开支。通过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国家建设投入，提高货币收入和福利分配；降低汇率、增加企业出口；拉动私人投资，促进国民消费。由于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双双增加，这样，供需逐步平衡，市场达到均衡。这是凯恩斯主义，即结构学派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逐渐跨过了平衡点之后，外汇储备增多，货币逐步升值，生产材料和消费需求旺盛，逐渐导致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市场逐渐出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经济出现过热危机，货币学派模式将取而代之。
b) 在经济过度繁荣时，市场扮演决定性角色，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推行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央行回收货币，提高利率、减少货币流通；政府紧缩财政开支。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削减国家建设投资、降低货币收入和福利分配；汇率增加，增加商品进口；减少私人投资，抑制过旺消费。由于减少了货币流通量，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双双减少，这样，供需又逐步平衡，市场再次达到均衡。这是新古典主义，也是货币学派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减速，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又跨过平衡点，外汇储备减少，货币逐渐贬值，生产材料和消费需求不振，逐渐导致社会总供给超越社会总需求，市场逐渐出现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经济又出现衰退危机，结构学派模式将取而代之。（注[2]）
有关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模式，及其在像墨西哥那样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我认为有以下四点要思考。
一、 西方经济学模式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宏观经济模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析问题和制定政策贡献巨大。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价格构成、对外贸易等三个宏观经济领域的进步最具实质性和实用性。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的周期进行周期性的经济政策适度调整，周期性地、交替性地实施结构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模式。这是一套很理想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环政策，理论上操作起来也很简单。然而，在西方经济学家乃至墨西哥国内的西化经济学家中，明显都存在着为了“漂亮整齐”的数学模型而不顾欠发达国家经济现实的倾向，更存在着为了政治意识形态而不顾欠发达国家社会现实的倾向。这样，他们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模式往往严重脱离现实。这些理论和模式往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都不愿意实践的模式，却被大力推荐给欠发达国家，其结果可想而知。
理论上，两个学派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最终成形于二十世纪30年代以后，形成之际都曾经被宣扬为解决资本主义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将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永久性的繁荣阶段；实际上，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哪个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中可以做到理想的调整，而且，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在两种政策的交替作用下遇到的是一场比一场更深刻、更沉重的经济乃至社会危机。可以这么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界至今还没有找到真正解决其固有结构矛盾的政策。糟糕的是，余下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即使有，也并不深刻。所以，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是简单地、机械地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经济政策和模式。但依样画葫芦的结果，往往是蹉跎岁月，半个世纪下来，经过一个或几个经济危机陷阱，积累的一点技术和财富被西方金融大资本席卷一空，经济倒退几十年。
墨西哥具备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典型特征。墨西哥政府的经济思想一直紧跟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结构学派和货币学派一直并行发展，非常先进，比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要前卫得多。墨西哥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完全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某个阶段的国内外经济状态决定结构学派或货币学派取得优势话语权和优势政策地位。但这个经济体毕竟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其国内经济一直存在着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巨大缺陷，片面模仿发达国家实施的周期性和调节性经济政策时，实际却掉进有增长、无发展，发展几十年、再倒退几十年的陷阱之中。墨西哥社会和经济经常大幅震荡，社会状态不断恶性循环，其实绝大部分的原因便是本国官僚政府和西方控制的国际机构中的官员和专家过度简单化地接受西方经济改革理论的演变，过度机械化地推行这些经济改革模式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墨西哥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个人和机构设计者应该一切立足于本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必须避免为了数学模型和西方意识形态而简单化、机械化地设计经济和社会政治改革模式，以避免不顾本国现实而冒险地进行各种社会和经济改革（注[3]）。
二、 墨西哥政府经济模式的选择问题
墨西哥政府的民族经济精英阶层在7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转型期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墨西哥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两个严重缺陷，导致墨西哥无法完成现代化的奠基部分——工业化。第一个缺陷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要素，就是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从源头来说，是缺乏科学技术和科技队伍。从表现来说，是缺乏国家竞争力。马克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墨西哥在这方面有严重的“瓶颈”和对西方严重的“依赖性”。墨西哥政府的决策者们虽然在二战期间接受了凯恩斯主义思想而走向拉美的发展主义经济模式，但始终未能正确认识自己欠发达国家的定位(注[4])，始终摆脱不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和模式的深刻影响，所以本质上始终坚信所谓私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原动力。正如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在1940年当选总统时说：“保障经济扩张的首要力量来自个人的原动力。”（注[5]）
这种观点制约了墨西哥政府在工业发展初期通过政府推动生产部门的全面布局和健全发展，结果形成了科学技术残缺不全，部门发展参差不均的状态。另外，教育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墨西哥拥有足够的科技队伍、技术工人和高素质劳动力。这样，几十年“奇迹”般快速发展过来，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只有量变没有质变，根本没有改变科技完全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面。当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繁荣阶段便遇上“瓶颈”，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两者都远远跟不上本国富裕阶层的需求，造成物价飞涨，进口猛增，消耗掉大量的外汇和财富，造成了本币的巨大贬值压力。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大幅贬值。虽然1976-1982年洛佩斯·波地略时期的墨西哥政府的经济精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以《国家工业发展规划》和《1978-1982年综合发展规划》（注[6]）为代表的一系列比较合理的国策，但因为没有得到坚决的贯彻和执行而半途而废，甚至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很多良好的政策因得不到实施而导致科学技术缺陷至今没有解决。
第二个巨大的缺陷源于墨西哥缺乏的第二个经济发展要素，就是资本。墨西哥在资本积累上至今少有建树。首先，独立以来，墨西哥政府一直延续着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历史传统，其宏观经济体系下的分配、税收和再分配制度最有利于官僚、富豪家族及精英阶层，尤其是地产、物业主。整个二十世纪，墨西哥民选政府为了满足强硬的上流社会的利益，利润和租金都不使用实名制（注[7]）。上流社会不仅过度聚集财富，而且享受更多优惠政策，造成社会和经济资源分配极其不公；低收入和贫困又使下层群体无法交税，只能靠偷税漏税才能勉强度日。两端的群体都造成国家税收艰难，故税基一直无法扩展（注[8]）。极其有利于富人的税收制度造成政府财政收入极其短缺，根本无法进行社会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根本无法对贫困人口继续转移支付，所以一直无法改变这个深刻的恶性社会问题（注[9]）。当社会中贫困阶层太大，且几乎永久性地固定时，社会就难以进步。
由于缺乏科技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进口永远高于出口，经常账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国家财富和外汇积长期处于负数，增长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由于贫富悬殊，国民货币储蓄量少，导致国家建设和工业化的长期发展资本非常缺乏，不借外债难以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造成外债包袱越积越大，难以为继（注[10]）。由于现代化发展的两个致命缺陷，虽然墨西哥政府分别采用过西方经济学中的两种最主要的模式，但经济增长始终只是进进退退的量变过程，社会始终没有发生跨越式的质变，导致了墨西哥积累了严重的社会发展问题，以致无论进行结构主义还是货币主义政策的调整，都解决不了经济发展和贫富悬殊的问题，到了一定的程度，矛盾爆发，政策又要摇摆。
墨西哥政府官员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墨西哥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致命的缺陷。众所周知，不管一个国家有多么富裕，只要存在极度悬殊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困阶层占人口比例较大，这个国家的财富就永远掌握在极少数人或家族手里，就永远难以成为具有公平、正义性质的现代化富裕国家。
二战后前20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已经对此有较强的意识。墨西哥政府的民族经济精英阶层不仅对本国经济和社会存在的致命缺陷认识得还挺透彻，而且制定了大量对症下药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但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国内过于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分歧，造成墨西哥政府在推广和实施其政策和措施时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政策缺乏实施性和连续性。
二十世纪7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经济开始放慢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恶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墨西哥广大的民众将被彻底地边缘化，结果将妨碍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注[11]）。经过历史的验证，墨西哥政府清楚地了解到，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从根上改革社会分配体制，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先进”的富裕阶层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完全是缘木求鱼，只会起相反的作用（注[12]）。但是，墨西哥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墨西哥现有的政治体制根本不可能改变上流社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也根本不可能改变上流社会在自然和社会资源分配上的优越地位。
为了绕过这个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发展墨西哥经济，路易斯·埃切维利亚和洛佩斯·波地略两届政府都把希望寄托在富裕的石油资源，大规模的石油出口解决工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他们认识到，墨西哥一直以来无法进行较彻底的工业化，正是因为政府没有持续、稳定和强大的财政能力来保障工业化的发展，往往进两步退一步，其结果是仅能发展“半工业化”。但两届政府的努力依然还是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本积累，使像《国家工业发展规划》和《1978-1982年综合发展规划》这样有实施性、有意义的保护和培养本国工业化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和执行而半途而废（注[13]）。
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政府制定还是把解决贫困和贫富悬殊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两项政策之上：首先，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满足墨西哥城市中产阶层的发展要求，解决所有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和福利保障；其次，希望通过刺激农业发展，使墨西哥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保障墨西哥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和健康要求，解决墨西哥赤贫人口的生活问题。路易斯·埃切维利亚政府的经济政策认为，如果经济能继续持续增长，就业率就会有所提高。虽然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依然会夺取绝大部分的利益份额，但至少贫困人口可以从做大的蛋糕中分得多一些经济增长的成果（注[14]）。
因此，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时，虽然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依赖外债问题，但还是坚持强调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分配干预，目的是想一定程度地解决这个社会恶瘤，让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发展得更加均衡和谐。在洛佩斯·波地略政府制定的《国家工业发展规划》和《综合发展规划》中，在其国有资产和工业促进部（SEPAFIN）的文件中都指出，公共开支要向农业生产提供稳定增长的投入来与赤贫作斗争，提高健康、生活和教育的水平。这些意识比中国超前了30年，而且规划也不少，然而，也是由于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墨西哥的债务和贫困问题逐渐积累到了危机爆发的边缘。
恰恰在此期间，美国通过二十世纪整个七十年代的全球范围强势舆论宣传，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从80年代至今的30年中在几乎所有原社会主义和欠发达国家的政客和专家中攫取了绝对的话语权，统治了社会主义和欠发达国家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墨西哥德拉马德里政府从八十年代经济危机开始，带头逐步实施了“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措施。
到萨林纳斯政府时期，盲目积极乐观的情绪在墨西哥国内政客、金融界和经济学专家中蔓延。宏观经济的表面数据显示墨西哥经济运行比较“健康”，恶性通胀消失了，通胀率下降到了数十年来少有的一位数；财政收支平衡大幅改善了；增发货币来填补公共预算赤字的现象基本结束了；出口数量大幅增长，出口货物和市场也开始多元化了，墨西哥开始积累了难得的外汇储备（注[15]）。在此有利形势下，墨西哥人常常听到这样非常乐观的说法：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完成，是时候开始第二阶段的改革了（注[16]）。
其实，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阶段经济改革实践已经留下了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一、在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墨西哥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压下，片面推行“小政府”模式，实施紧缩财政政策，仅能利用的国家生产力的极小部分，造成发展停滞，民众收入大幅降低。到了九十年代，又没能从外部涌入的巨量游资获得多少效益，造成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巨大的、难以持续的失衡，我认为，其实质就是生产力发展远远超过民众购买力；第二、为了达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价格、汇率、国际收支和公共预算等财政金融方面的均衡，墨西哥政府几乎完全牺牲了其他更基础的社会和经济宏观方面的均衡，尤其是人力资源投资，降低了国家竞争力，损害了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第三、为了实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墨西哥政府片面推卸责任，无视收入分配、竞争机会和国民权利的公平原则，造成社会贫困人口进一步扩大，恶化了民众购买力，进一步扩大了社会鸿沟和社会不公，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所以很多本土和外国经济学家都大声呼吁，要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要对“改革进行改革”，要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的公平性，提高政治的民主度。（注[17]）
三、 福克斯政府经济模式的评估问题
从1976年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开始经济转轨的连续四任墨西哥总统，在不断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中，无一任不搞得墨西哥经济动荡不安，危机四伏。每届大选前后就来一次大的动荡和倒退，先有1982年波蒂略离任时破坏力深远的债务危机，后有1994年萨利纳斯离任时破坏力巨大的货币危机。墨西哥实施改革开放后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墨西哥国民在不停的本币大幅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中受尽收入大幅下降和物价飞涨的痛苦煎熬。而从福克斯总统执政6年的经济表现来看，福克斯算是自1976年以来，第一位在其上任和离任都没有遇到经济重大动荡，金融严重危机，货币大幅贬值的总统。可谓高高兴兴而来，平平安安而去（注[18]）。有鉴于此，在他离任时，70%的墨西哥人经过多年的动荡不安，感觉到稳定的好处，认可他的执政时期的经济表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福克斯政府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第二阶段改革进入了更深层次。墨西哥政府基于其比邻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已经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建立的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和自由贸易模式，选择更多地放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金融自主权，更加彻底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经济体。关键目标在于：第一、提高增长速度，缩短和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国家的距离；第二、改善收入分配和竞争机会的公平性，降低贫困率和贫困程度。但实施的结果如何呢？
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研究，墨西哥在2000-2006年间确实取得了近30年以来最稳定的表现。墨西哥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经过福克斯极其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墨西哥的通货膨胀率从2000年1月福克斯上任伊始的11%下降到了2006年12月福克斯离任时的4.05%（注[19]）。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压制，成绩相当显著，得到国际，尤其西方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可。纵观其6年任期，通货膨胀始终能保持在6%以下，更多年头低于4.5%。而从1976年到1999年间，所有年份皆高于6%，大部分年份达到两位数，有时还高达三位数。
但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研究，墨西哥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2006年间则乏善可陈。福克斯时期平均2.2%的年增长率，不仅远低于塞迪略时期平均5.1%的年增长率，更成为自1934年拉萨罗·卡德拉斯总统执政以来的年经济增长最低点。
福克斯政府深入改革的实际结果并不理想，而且积蓄的社会和经济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和深刻。政府制定的两个目标是基本不可能实现。首先，全球没有一个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是东亚的新兴工业国，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理论和实践来实现经济腾飞的。其次，全球没有一个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和实践来实现公平分配，消灭贫困的。
目前，研究福克斯政府6年经济成就的主要有两类学者，一类是美国的拉美学者或者是受美国教育的墨西哥学者，另一类是墨西哥本国成长的经济学家。他们对福克斯的评价总体来说是很不一样的。
美国专家或者受美国教育的墨西哥专家一般来说认为福克斯政府有功有过，成绩是五五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福克斯政府时期任墨西哥财政部官员的安东尼奥·冈萨雷斯，他认为：福克斯政府时期，墨西哥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毋庸置疑的，遗憾的是，在民主的转化中，退步和痛苦的断裂也是有的。墨西哥选举政治的进步无疑是28年来最突出的成就，然而，经济是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社会不公增加了，教育欠账依旧。（注[20]）
在总结福克斯政府6年改革的功绩时，他说，在经济层面，福克斯政府在控制宏观经济的各项变数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降低了墨西哥的国家风险（注[21]）。1、降低了财政赤字；2、大大降低了通胀率，年通胀率仅达4.8%；3、外汇储备上涨，达到空前的680亿美元，消除了货币贬值；4、外债大幅降低，由国民生产总值的19%下降到9.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5400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8080美元。在社会层面，墨西哥的贫困家庭得到了优先关注，贫困有轻微减少。1、在6年中，社会项目的提案增加了70%；2、560万墨西哥人脱离了绝对贫困；3、2500万墨西哥人通过“机会项目”得到了食物、健康、教育方面的帮助。该项目使300万家庭获益。
然而，他不得不承认福克斯政府也有很大的过错。在经济层面，虽然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刚刚排名到第14，墨西哥依然是欠发达国家，而且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过度缓慢是个很大的隐患。1、经济增长平庸，远远落后于竞选时许诺的年平均增长7%，只有2.3%，比赛迪略任期更低。（政治体制妨碍了体制改革，对此过失有影响。）2、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改善，收入主要依赖石油（每日300万桶，过度开采，价格过低）和我们移民到美国的同乡的汇款。3、经济活跃人口的增长超过就业岗位的增长。绝大部分的就业属于非正规经济部门。欠缺的工作岗位掀起了向美国的移民潮。4、宏观经济虽好，但没有顾及家庭式的小经济单位。在社会层面，贫困和不公并非福克斯的问题，而是整个近现代墨西哥（1810-2010年）的社会问题，但福克斯任期中，财富的健康分配没有取得多少进展。1、在富裕的墨西哥，依然有巨量的贫困人口（占人口46%，绝对贫困人口12%）；2、社会不公依然肆虐墨西哥。福克斯任期对贫困人口是多了些关注，但也鼓励了那些富裕人口更大规模地聚敛财富（电信业的巨头卡洛斯·斯林聚敛了300亿美元的资产，成为拉美首富，世界第四富豪）
墨西哥本土的草根学者与以上这类国际性的经济专家有较大的区别，总体来说，他们对福克斯政府的6年改革普遍持比较强烈的批评态度。新莱昂州大学经济学院总结福克斯政府时期的经济时说：福克斯政府的6年是失落的6年。1、增长率大幅下降；2、经济结构指标没有任何好转；3、政府部门首脑没有能力取得发展经济所需的共识。（注[22]）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2005年12月5日在《大学报》上发表管理经济学中心文章认为：德拉马德里政府之后，三届政府的经济工作是完全连贯的，只有两项重点：稳定宏观经济和对外招商引资。福克斯这个所谓的“变革的政府”其实完全继承了萨林纳斯和赛迪略政府的基本政策：1、在私有者效率高于政府效率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大幅缩减政府干涉。2、财政和货币工具都用于管理短期目标，财政部只负责控制市场通胀率和银行利率；3、鼓励私人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4、因为国内投资和需求不振，商务部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通过签署新的贸易协定，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对外招商引资。
文章指出，在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鼓励下，其最大成绩只是吸引了高达750亿美元的外资，结果是建起了大批占据产业链低端，仅雇佣少量廉价劳动力，与本国经济很少关系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却抛出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和非法移民。政府应该停止向西方兜售本国充足的、廉价的、合格的劳动力，停止向跨国财团宣扬墨西哥是外资的天堂。（注[23]）
国际工人组织（OIT, La Organizacio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谈到2006年拉美劳工情况时说，拉美失业率上升了，贫富鸿沟加宽了。墨西哥2006年全年经济增长了5%，而工资仅提高了不到0.9%，从2000年到2006年，失业率由3.4%上升到4.6%，青年失业率由5.3%上升到9.5%，非正规经济增长难以估量，三个墨西哥人中只有一个有退休保障。因此，墨西哥一批独立工会都指出，文森特·福克斯任期的劳工事务“一塌糊涂”，不仅增加就业方面糟糕透顶，而且工会的自由屡遭侵害。墨西哥电工工会（SME, Sindicato Mexicano de Electricistas）认为，福克斯任期是“失业率恶化”的6年，福克斯政府没有兑现任何改善劳动力状况的诺言（注[24]）。
2002年的五月，斯蒂格里兹在其《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强求预算平衡和贸易盈余，其结果是加剧了以邻为壑的效应，导致了危机向周边国家的扩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危机国家提高利率，以吸引国际资本，保护本国货币价值，但事实上高利率导致了更多的公司破产从而加深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其结果，危机国家的经济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在收缩。当危机继续发展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达尔文主义的简单思路推行结构性改革：关闭坏账较多的银行，破产资不抵债的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可悲的一个错误，是不考虑所有这些经济措施的社会和政治效果。（注[25]）。事实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推行的经济改革措施都是发达国家本身坚决拒绝采用的结构性改革。然而，这些措施却强制推行到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想而知。
拉美经委会（CEPAL）为代表的本土派国际机构和经济学者批判拉美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极其简单化和机械化的“一刀切”经济改革理论，认为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必须对过去的“改革进行改革”（注[26]）；而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代表的美国派的国际机构和经济学者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阶段改革”，认为墨西哥政府也必须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注[27]）。不管哪一个理论，其呼吁改革的最重要原因都只有两个：第一、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墨西哥经济增长近于停顿，不仅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更远远落后于亚洲新兴国家，导致人均产值与上述地区的距离越拉越大，更糟糕的是其增长没有太大的可持续性，这样下去的结果可想而知；第二、二十年的经济改革实践，墨西哥政府在改善贫困人口和社会不公正方面不仅毫无建树，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注[28]）。
美洲发展银行经过研究认为，拉美各国在以往的经济改革中去国家化问题严重，应该转而强化国家职能。国家的关键作用在于：1）建立可靠的、可信的司法系统，保证公私利益的平衡，使市场效率成为可行命题；2）刺激和提高关乎社会发展的生产部门的产能和技术创新；3）减少社会不公，消除贫困；4）建立新型的国家和企业关系；5）建立新型的国家和公民社会关系；6）决定本国的国际地位；7) 发展科技，弥补教育和技术创新的差距；8)组织对全球化的分析和研究，使国家可面对挑战和机遇；9）组织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分析，进行长远国家发展战略规划；10）建立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的国家发展共识。（注[29]）这些建议都比较有建设性，事实上墨西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发展到福克斯政府时期已经彻底没有出路了，连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现在也强调必须强化国家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角色，不能单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了。
事实证明，从萨林纳斯政府以来产生的墨西哥“很快进入第一世界”的乐观情绪实在来得太早了，原因是，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到福克斯政府的四届墨西哥政府，大多数本土和西方的官员和学者都过度简单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过度简单地理解墨西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问题，同时又过度简单地、机械地推行关乎整个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经济和政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所以，经过二十五年的实践，墨西哥的经济形势实际上很不乐观。原因依然在于缺乏其一直以来缺乏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最关键要素：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能力。墨西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前景殊不乐观，前途渺茫难测。相信2006年大选后的一届政府任内，墨西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结果便能见分晓。随着本轮巨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到来，墨西哥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也将陷入更深刻的危机之中，并可能导致拉美发展主义模式再次以新面目出现在墨西哥。
四、 对西方经济学模式的一些思考
墨西哥的经济发展中，既有偏左的“发展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也有偏右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界，依然在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孰优孰劣而争论不休，而欠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界也在跟风。其实，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在一段很长的发展区间来说，两者对于一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是在某种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下，才有选择的优劣。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上百年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两者都需要，只是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一定要分出的好坏，只能显出这个经济学家的偏执狂和浅薄而已。
正如一个成熟、健康的人，平时只要坚持适量的、营养恰当的饮食，坚持正常的、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再坚持适当的锻炼，就可以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完全不需要滥用任何补药、医药来增强体质，因为那只会适得其反。但是，任何人都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可能再像平时那样，而必须进行对症下药的适度治疗。如果耽误了病情，只会使之更加严重。如果前期轻视或没有治疗而使病情恶化，就必须更加重视，进行更深刻的治疗。如果重病不起，那就得用猛药进行大规模的深刻治疗，才能去除病根，然后再进行调养康复。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正是这个道理。
谈到资本主义经济，道理也是一样的。当资本主义经济比较成熟、健康、顺利发展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应该是小政府，不应该过多地干涉经济的正常运行，只需保持其货物市场和资本市场各种资源充沛、流通渠道畅通而已。但当经济出现问题时，小政府就不可能在有效了，更不可能置病情于不顾而采取放任其病情恶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了。这时，资本主义国家也必须是大政府，小病用轻药，大病用重药，就是说，小经济危机用轻微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严重的经济危机就要用大规模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好转以后还要继续使用扩张政策，只是慢慢减少直至经济危机彻底消除。
但是，墨西哥政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遇到巨大而深刻的经济危机时，接受的却是片面推行全球化和去国家化的“华盛顿共识”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经济危机时政府退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不会采用的，何况是经济发育程度都比较低的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增大。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西方发达国家按照他们所推崇的“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那样去做大幅削弱政府职能的实践。此理论的始作俑者美国，不仅没有像其推销的理论那样搞“小政府”，相反却在全球扮演“大政府”的角色。从美国和西方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他们自身不会实践而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做实验的经济改革理论。
墨西哥新政府应该从新认识和审视两种改革理论的得失原因和经验教训。其中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职能分配、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自主创新和招商引资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对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避免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因利益再分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现象的加剧，减少经济改革对社会的冲击，保持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注[30]）
萨米尔·阿明曾指出，许多人把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金融化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模式，让资本主义取得回春延寿的能量。然则，他认为这种资本利得快速扩张而劳动所得相对降低的趋势不可能无限期地发展下去，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金融化倾向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基利斯之踵，刀枪不入的身躯中隐藏着致命的弱点（注[31]）。其观点不幸被新一轮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证实。
其实，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只不过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老酒装新瓶，即自由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而已。不管国内外多少主流经济学家为其包装粉饰，声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完全过时，资本主义从此走向无限长期的繁荣发展阶段，但其改革的结果依旧解决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经济将依然逃不出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危机周期，而且，这个周期的危机越来越深重，下一次也不例外，直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泰坦尼克巨轮撞上社会总需求不足这座巨大冰山为止。
西方和国内经济学家指出，墨西哥的经济危机源自双赤字经济：1、缺乏资本积累，依靠举债发展，导致外债过高；2、缺乏技术积累，企业生产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导致经常账户赤字过高。双赤字确实能导致危机，但那只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线而已。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双赤字，只是解释了引发危机的表面原因，并没有触及墨西哥的深层基本矛盾——社会总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他们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32]）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指出了墨西哥历次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极少数国际和国内大财团和大家族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墨西哥国内社会财富，使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他们无限地扩大社会生产，但绝大部分墨西哥民众收入过低，过于贫困，他们的消费欲望虽很高，但消费能力却很弱。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这个现象称为社会总需求不足。
本文希望结合西方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总结德拉马德里政府以来的三届墨西哥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经济改革，再详细分析福克斯政府的深入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说明任何现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都存在很大的缺陷，都回避了发展中国家的，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层基本矛盾——社会总需求不足，所以没有一个能解决墨西哥的社会和经济历史问题，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模式。
同时，墨西哥政府的经济理论实践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缺乏长期国家现代化目标，完全依赖西方技术和美国市场，放任上流社会和跨国资本垄断资源和财富，导致其根深蒂固的科学技术教育贫乏、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社会阶层贫富悬殊两个根本问题至今无法解决，而且日益严重。归根到底，墨西哥经济欠发达是一个比过去和现在的本国和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的问题，是他们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所有模式进行改革都存在着根本问题。（注[33]）
所以，真正决定墨西哥这样的欠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前途的，并不是这两个西方经济学改革模式的选择，而是其长期缺乏的那两个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这两个关键要素是两个改革模式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墨西哥一天不能解决这两个要素，就一天依然徘徊在两种模式的无限更替中，永远无法迈进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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