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演:六张骨牌埋下祸根

推演:六张骨牌埋下祸根

2009年03月05日 来源：国际金融报

　　第一张——“忽悠”！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付不起首付？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担心供不起房？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想想看，两年后你说不定升职了，说不定换了更好的工作，到时候还怕付不起！”

　　“担心两年后还是付不起？哎呀，你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就算你到时候真付不起，转手卖给别人，说不定还能赚一笔呢！”

　　“我都敢贷，难道你还不敢借？”

　　彼得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他的收入并不高，工作也不是很稳定，原本他和妻子琳达还有两个孩子在纽约租房生活，从没想过有一天加入购房者的行列。可是，当越来越多的房贷中介广告充斥在他周围，经不住房贷经纪人的忽悠，按捺不住的他终于也加入了“房奴”的队伍，住上了自己的房子。

　　第二张——“聪明”？

　　按揭贷款公司虽然把款贷给了彼得们，可他自己心里明白，那一套忽悠的说辞是建立在房价持续上涨基础上的，低收入人群的还款能力不强，这些贷款风险不小。怎么样转移和分散风险呢？它去找美国金融界的大哥“投资银行”。

　　投行大佬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这活儿只有聪明人才做得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设计一个个包装漂亮的金融产品，卖给投资者，帮助他们实现高收益，同时，自己也赚钱。至于包装的过程当然很复杂，一般人也搞不明白。

　　投行的大佬想，这有赚头，可是风险大啊，于是，它把这些贷款按照质量的高低，分成普通CDO（担保债务凭证，占１０％）、中级CDO（占１０％）、高级CDO（占８０％）这３个部分，包装得漂漂亮亮之后，去找好哥们“资产评级公司”。

　　评级公司相当于质监局，负责检验金融产品质量。评级公司和投行好得“合穿一条裤子”，它一看，虽然普通CDO和中级CDO确实有点风险，可是高级CDO很不错啊，不良贷款率很低，二话不说，贴上了“AAA”的标签。

　　投资者一看，这么聪明的人设计的高级CDO，又有“AAA”的标签，买啊！

　　第三张——“对冲”！

　　投行大佬们看高级CDO这么赚钱，又想起了普通CDO和中级CDO。风险高怎么了，风险高才有可能收益高啊。谁最擅长做这样的事呢？当然是“武林高手”对冲基金。对冲基金一盘算：我到低利率国家去借钱，换成美元买这些CDO，光赚利差就已经很可观了。于是，对冲基金将这个包袱接了过去。投行甩了包袱，对冲基金多了个生财之道，又一次皆大欢喜。

　　第四张——“杠杆”……

　　原来这些CDO这么赚钱，这么好的东西当然要拿去抵押，以杠杆比例换来更多的钱好继续投机。对冲基金将CDO抵押给银行，以５－１５倍的杠杆比例换回贷款，操作其他金融商品，然后继续追着投行买CDO。

　　杠杆是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就能把地球都撬起来的玩意儿。在金融活动中，通过杠杆，赚则大赚，亏则大亏。假设某金融机构自身资产为30亿元，如果以30倍杠杆为抵押，就可借到900亿元的资金用于投资，若投资盈利5％，那么，它就获得45亿元，如亏损5％，它就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元。当美国房地产市场一路高歌猛进时，当然大家都能盈利，这样，以数十万亿计的美元通过杠杆比例被卷入次贷漩涡。

　　第五张——“保险”？

　　可是不管CDO卖得有多好，一旦房价下跌，它就立马不值钱了。但华尔街的聪明人又推出一个产品，CDS（信用违约掉期）。

　　CDS简单说来，相当于一个贷款违约保险。假设A与B约定给某贷款做CDS，如果该贷款没有违约，则B白拿保险费；如果有违约，则B替A赔偿。

　　B做了次调查，发现次贷的违约率只有大约1％。就这样，保险公司也卷入了次贷。投行通过出让一部分利润，将房价下行的风险转嫁给了买CDS的人。

　　第六张——“后悔”。

　　投行大佬们想，既然CDS有固定收益，为什么不把它再次证券化，拿到市场上去卖呢？著名投行雷曼兄弟进行金融创新：将CDS产生的现金流积蓄成一个备用的“资金池”，当出现违约情况时，投资者可以在亏到本金之前将它卖掉。投资者只要承担一些风险就会得到稳定的现金流。评级公司几乎毫不犹豫地给ＣＤＳ贴上了“AAA”的标签，大量基金蜂拥买入。

　　2006 年年底，风光了整整 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彼得们并没有升职，也没有换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当供房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无力偿还贷款的他们轻轻地推倒了第一张次贷骨牌……

　　背景：

　　美国自住房的比率过去30年来稳中微升，但始终在63%到65%之间徘徊，直到布什上任后的前几年开始新一轮冲刺。2005年，这一数据达到69.1%的历史新高。

　　布什总统执政之初的一个口号是让美国人“居者有其屋”。在他的推动下，一系列旨在提高美国人、尤其是少数族裔住房拥有率的政策纷纷出台。例如：成立房利美、房地美、吉利美三大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机构；通过诸如《社区再投资法》等法律帮助私人，尤其是低收入人群购置住房；并为私人购买住房助供大量财政补贴。

　　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不计其数的彼得们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房奴”。

　　在格林斯潘时代，美国通过长期维持低利率，创造了持续多年的经济繁荣。低利率给市场带来充沛的流动性，使美国婴儿潮一代疯狂地将自己的储蓄取出来，投向以股票、期货及众多复杂金融衍生品为主体构成的虚拟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积累的大量外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回流到美国。流动性泛滥，致使众多的资金急于在市场上寻找赚钱的机会。

　　金融监管缺失也是危机发生前美国金融体系的一大特征。二战以后，强调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逐渐衰微，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模式。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力量，才能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繁荣。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导致风险在两个体系之间可以蔓延和传递。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研发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放大杠杆效应，信用风险和监管责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