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谁之过？

次贷危机谁之过？

沈思玮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在号称全球民主典范国家的美国，从来就不缺乏推卸责任、诿过于人的事例。

这不，在布什卸任前，白宫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总统强调的是经济学家都赞同的一个因素：导致房地产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其它地方的廉价资金流入美国，以至于不存在资金充裕的贷款人以危险的方式向美国人推销贷款的自然约束。流入美国的这种资金数额是空前的。因为它是空前的，所以，对决策者来说，它造成的状况展现了空前的问题”。

一时间，“次贷危机中国责任论”在美国甚嚣尘上，以致一向以洋大人马首是瞻的国内某著名经济学家也随声附和起来。那么美国次贷危机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当然就是被笔者一再抨击，而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奉为神明的格林斯潘先生。

一、十八年的虚假繁荣

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兹先生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泡沫的调整。国际著名投资大师索罗斯先生则认为，次贷危机是对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泡沫的调整。如果这些论断成立的话，那么自1987年股灾后执掌美联储18年的格林斯潘先生无疑将是次贷危机的最大责任人。

八十年代中期，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终结了凯恩斯主义，代之而起的里根主义，奉行低利率、低福利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在1989年形成“华盛顿共识”（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滥疡。

借助于1985年广场协议（美元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货币的贬值），九十年代新经济（通信、计算机产业崛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全球资本流向美国），美国经济呈现了股市泡沫下的经济繁荣（见斯蒂格利兹《喧嚣的九十年代》，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索罗斯《金融炼金术》）。

虽然格林斯潘在1996年就提出了“非理性繁荣”的警告，但其货币政策出奇的宽容，直到1999年9月以后才逐步加息到5%的正常利率水平，一年后美国股市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

这本来是矫正美国经济泡沫的大好机会，但格林斯潘先生却通过降息强制启动美国经济增长，2003年6月，美元一年期利率降低到1%的五十年新低水平。虽然低利率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却也带来了美元贬值、国际原材料价格飚升、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的恶果，并加剧了美元贬值，进入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迫使格林斯潘于2005年开始缓慢的加息过程，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由于格林斯潘先生对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滥用，在“保持美国货币政策的弹性至关重要”的谎言中，在被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奉为经典的“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是美元低利率的根源”的荒谬逻辑下，美国一步一步滑向危机。

因此，无论是国家或者个人，危机从来都是对于权力不加节制的滥用后的自然结果。对于格林斯潘先生而言，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滥用导致了次贷危机。

二、卖国肥己的金融机构

2004年高盛的首席能源分析师Arjun N. Murti曾预言：“未来10年间，原油、 .... 我们认为200美元区间是油价的顶点，油价将在150到200美元之间”。在美元低利率、美元大幅贬值的大背景下，国际游资纷纷买入高盛等美国金融机构设立的商品基金，这些机构在国际原油供大于求的市场条件下，通过不断加大在大宗商品中的多头头寸，于2007年轻松地将原油价格推高到150美元的高位。请问：150美元的原油价格是一个客观预测，还是一个人为阴谋？

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获得巨大利益，2005年，居美国个人收入第二名的T•布恩•小皮肯斯由于原油等大宗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获得14亿美元的收入。另一方面，美国每年进口的6亿吨原油，如果按照150美元价格来计算就可以达到6000亿美元的原油贸易逆差。那么美国把巨额的贸易逆差归结为中国人民的勤劳不是太荒谬了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勤劳的中国人向美国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美国人生活状况将会惨不忍睹。

在美国金融机构不断推高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过程中，格林斯潘先生不闻不问，只是不断重复着“高油价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著名“论断”。

“温水煮青蛙”呀！期间，笔者一再撰文指出，金融机构这种行为本质是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背叛。因此，奥巴马先生就任总统之后，首先拿金融机构开刀，不是太容易理解了吗？

三、妄图嫁祸于人的货币、汇率政策

正如笔者所指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大致在3000亿美元的范围）。因为，美国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产业转移必然带来美国的逆差，但美国可由这些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收益来有效弥补。在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不能认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是经济失衡。美国可以通过美元低利率融资，跨国公司高收益来获得利益。跨国公司在亚洲的资本收益大约在12%--15%之间。如果美元利率能够长期维持在5%的水平上，美国有足够的利益，国际资本也不会抛弃美元，美元汇率将是稳定的。

国际金融理论中有一个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形”，是说任何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三个目标。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却可以是一个例外，理论上美国可以通过源源不断的货币发行，通过扩大债务毫不费力地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前提条件是美元不贬值）。

所以，格林斯潘先生一再表明“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为了强制拉动经济增长，格林斯潘先生在2003年6月将美元利率降低到1%。经济固然增长了，却埋下了次贷危机的巨大隐患。美元低利率一方面降低了国际资本持有美元意愿导致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国际资本通过美国金融机构对于原材料的追捧带来了美国巨额逆差，并加剧美元贬值。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美国一些政客却希望通过嫁祸于人民币汇率而谋取个人政治资本。美国参议员舒默与格雷厄姆一再在美国国会提出旨在让人民币升值的法案，并误导了美国舆论，荒谬地把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

笔者一再指出，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导致跨国公司产业回流美国，人民升值不仅会带来美国的高通胀，还会带来全球的高通胀，其他国家势必加息，从而会导致美元对于全球所有货币的全面贬值。果真如此，则意味着美国经济全面崩溃与破产。

很遗憾，美国正处于战略能力全面丧失的时期，臆想人民币升值，而其他货币不升值，国际资本回流美国，中国将重蹈日本覆辙。

本质上，美国因为立国时间太短，没有历史与文化。古语云：“上邦下流”（领导国家应该先人后己），美国作为全球领导国家，其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通过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掠夺别国。作为领导国家塑造全球认同的价值观至关重要。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因为坚持互利共赢赢得世界各国普遍尊敬，俨然成为全球领导者，美国则在总是算计别人的盘算中陷入危机。

四、次贷危机主要原因是两极分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虽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效率，却也加剧了各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分化。

美国的跨国公司由于在中国的投资获得了极大利益，但其他企业肯定会受到一些冲击。正如，中国在跨国公司就业的居民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居民的较高收益，但中小企业的员工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面临着失业的前景。这就需要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来拉平这种差距，实现社会和谐。

但美国经济政策长期为新自由主义所困扰，不仅没有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来弥合，反而通过减税来扩大这种差距，再通过玩弄国际政治来转移国内矛盾。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美国作为崇尚基督教义的国家，突出效率导向，在公平性方面一向不太重视，对于全球化形成的利益格局缺陷无动于衷，导致了民怨沸腾，最终终结了共和党的执政。

不从转移支付上考虑问题，而是通过把利率降到1%的水平，试图让国际资本买单以实现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直接诱因。

遗憾的是，国际金融市场显然比美国的民主还要民主，人们可以很自由地通过货币选票逃离美元，迫使美联储在2005年重回加息轨道，次贷危机由此爆发。

明心见性，即心即佛。美国人能弄明白吗？

后记：格林斯潘先生已经忏悔了，期待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忏悔。基督说过：忏悔吧！忏悔能使你们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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