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这一次，美国名誉扫地
《纽约时报》31日发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专栏文章，作者称这场危机让美国丧失了名誉和可信度，然而在应对危机方面，美国的做法是正确的，相比之下欧洲领导人则不负责任，只可惜现在美国已经不再具有劝服他们的领导能力。
十年前，《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了当时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时代周刊》将这三巨头誉为“拯救世界委员会”，赞扬他们带领全球金融体系度过了一场危机。那场危机在当时颇为吓人，不过跟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封面上的三个人都是美国人，但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不管怎么说，在1999年，在应对全球危机上美国毫无疑问担当着领袖角色。这种领袖地位部分来自于美国的财富，但更重要的方面，它反映了美国是大家效仿的榜样。当时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是知道如何正确地发展金融的国家。
真是今非昔比啊！
不必去在意三巨头中的两人此后成了杂志封面的反面人物，媒体造神之后通常都会迎来名誉扫地这样的事情。(现在掌管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萨默斯先生依然风头正健。)远为重要的是，我们过去对自己金融健全的鼓吹已经被证明苍白乏力，以前我们还使劲劝说别的国家改变自己的运作方式呢。
的确，现而今的美国看起来就像是经济上的麦道夫:多年来受人尊重，乃至敬畏，但结果却发现完全是一场骗局。
2000年初，当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逐渐平息的时候，萨默斯先生作了一个演讲，现在读来令人痛苦。在谈到那场危机的根源的时候，萨默斯先生指出了发生危机国家的欠缺之处，言外之意，则是不如美国之处。这些地方归结起来就是“资本充足和监管有力的银行”以及可靠的、透明的企业会计。噢，天哪！
顺便提一下，萨默斯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位分析师是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这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约翰逊先生撰文称美国当前的困境与过去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危机“惊人地相似”，包括任人唯亲的资本家所起的关键作用。
他写道，在美国与在第三世界一样，“大型企业的利益(美国则是金融家)在制造危机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在政府的暗地支持下，不断加大赌注，直到最后不可避免地崩盘。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现在正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阻止快速让经济停止滑坡所需的各种改革。”
于是，前天《泰晤士报》一篇关于欧洲对奥巴马的反应的文章题目叫做“说英语的资本主义候审”便不足为奇了。
现在，公平起见，我们必须说美国远不是唯一一个银行出问题的国家。许多欧洲领导人仍在否认欧洲大陆的经济和金融问题，而事实上可能与美国的问题一样严重——不过这些国家强劲得多的社会安全网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遭受大得多的痛苦。但这场危机令美国丧失了大部分可信度以及大部分领导能力，这却是事实。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一直在回顾“大萧条”，从中寻找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的经验和教训。20世纪30年代初最显著的一点是，世界对危机的反应由于主要经济体未能采取合作而大打折扣。
当前这场危机具体情况非常不同，但对合作的需要却丝毫不减。奥巴马总统本周所言极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采取措施来提振经济。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情况:有些国家作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而其他国家则无所作为。”
然而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即便美国在经济上的努力我也不认为是充分的，但却要远远高于大部分其他富裕国家的行动意愿。按理，本周的G20峰会应该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机会，斥责、呼吁尤其是欧洲领导人赶紧采取行动。
但是现而今，国外领导人已经没心情听美国官员讲演了，即便当美国人正确的时候(比如这一次)。
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带来了很多成本，其中之一就是对美国声誉的破坏，我们在损失这一资产的同时也正是我们和世界最需要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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