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所有政治上自为阶级的眼睛都盯牢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领导人20国集团峰会，本文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开篇，这也许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这位理智的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也许已经发现：全球资本主义，在他的主要著作发表之后依然存活了一个半世纪——而且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尽管受到愚笨的投资银行业务实践的惊吓，却依然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走到了一起，欲将国际市场体系再重新拼凑起来。

      事实上，马克思完全低估了资本主义反复自我再造能力；低估了资本主义带着它的全部缺陷、凭着它对完全自由市场政策的一些审慎的修正，彰显其比其他“主义”更可取的本事。他也没有预见到过分致力于追求无产阶级专政所由产生的种种后果。

       然而，尽管马克思在政治上的预见是不成功的，但他经济学分析中的有效部分还是值得拯救的。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力”的 构造性变迁，与各国政府和占据“上层建筑”的统治者们日复一日繁忙的活动并不是同步而行的，尽管如此，这些日复一日的活动， 也比任何一次国家首脑聚会所作出的任何一个声明都要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这不是事实吗？历史被一些庄严的协定弄得纷乱错杂——也许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了——然而，这些协定并未抓住下面正在移动中的历史构造板块，就是在此类峰会召开的当口，媒体眼光也只是聚焦于如此众多的卓越政治家的济济一堂、他们关于拯救世界的高超的雄辩言辞、他们“为实现人类目标而共同努力”的信誓旦旦。那么，为什么普通大众——以及股票市场——会认为：那些惊世骇俗的国际难题最终并不会得到应有的讨论呢？

    因此，伦敦的20国集团会议将会受到责难。对将要颁布的正式决议，全球媒体只会做这样的咕咕噜噜：大额贷款资源必须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解救危难中的经济和货币流通；最贫穷国家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IMF的姐妹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忧虑）必须得到满足；必须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正直的人会对上述这些思想作怎样的控诉呢？另外两种关于处理全球经济危机的提议，未必会因这类惬意的政府间的声明而终结。第一种思想是：美元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在某些人眼里，它是唯一的）世界货币的特殊作用应该被改变，使其顺应正在变化中的国际环境。

      无论这一提议的倡导者是在谈论编织一个公认的“货币篮子”，还是在主张创建一个被命名为“特别提款权”的合成计算单位或者其他一些别的什么，这场辩论中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加权货币的技术改造问题——而且也是将美元地位向下拉那么一点点，并藉此消弱一下华盛顿在世界，至少在经济世界施加其影响的能力的问题。

      这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一些领先人物都在谈论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观点也对这一思想报以支持。很难想象：萨克奇总理和其他欧洲国主义者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会发生这种事，至少在伦敦峰会上不会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技术上的困难，加之实际市场存有这样的担心：市场会仍以美元运行（如果美元价格下跌，这很有可能发生，那么，它应该是轻微的，同时，在头脑迟钝的投资者行动之前，给出下注的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对奥巴马新任政府来说，或许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可能性：当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即处于象《美元首次出位（Dollar Booted Out Of First Place）》这样的富于煽动性的大字新闻标题的包围之中；而且他的英国东道主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会向他保证说：这件事并不在此次会议公开的议事日程之中。

     然而，看一看客观的全球经济资料就会发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超常主导地位作用的衰退是早晚都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为什么不弄明白这是如何顺利地发生的呢？

     粗略说来，美国约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但美国自己的报纸提供数据说：美国的可兑交的货币储备约占世界可兑交货币储备的百分之七十五。在一些美国必胜主义者看来，这证明了他们的国力及其在全球的关键性作用。对更多头脑清醒的金融分析家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担心的失调现象，尤其是在华盛顿越来越仰仗外国人来掩盖其自身庞大的联邦赤字之时。对资深的历史学家来说， 一个已不再那么伟大的不列颠（a not-so-Great Britain）就是前车之鉴——即使在它自身的世界产品份额已远不及它最初经历的半个世纪的时候，却依然在试图维持英镑的特殊作用。

      马克思，兴许正从他在几英里外的海格特公墓的坟墓中凝视着这次伦敦峰会，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矛盾”——就是说，当国内生产力如此明显地与可交易货币的在国际上的份额不相一致的时候，某些东西就会破裂。这个“某些东西”后面将会谈到。

      第二个棘手的问题可能要说得更多一点，尽管是以一种非常克制的方式，这个问题就是：在国际基金组织的上层的权力均衡的问题。

      实际上，大家都赞同：基金组织应该获得比现在要大得多的资源——两倍？三倍？——以帮助解救各国政府及其在当前这场经济旋风中难以应对的流通。日本已承诺斥资1000亿美元；欧盟也是；美国经过会许可也将支付这样一笔资金。但是，大家都在指望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储备货币持有国也能做出非常巨大的贡献。

          然而，为什么他们就应该成为某个他们最近才刚刚加入的机构的主要庄家呢？而且这个机构的管理方式及其文化无疑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倾斜的。

      如果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被要求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控股总额贡献更大的份额，那么，想必他们就不得不在理事会上占有较大的位置喽？为什么布雷顿森林的旧有席位就应该这样安排：世界银行主席是一个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理是一个（大陆）欧洲人？何以要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资金份额大于欧盟的时候，也许在十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那么，这对欧洲欲声称之的顶级管理场所来说，难道不是一个“矛盾”吗？

      一件事（一件好事情）是：世界领先国家的领导人和财政部门于伦敦会晤，并且努力避免国际情势于正在变坏中再行低潮。如果他们看起来都能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一样，那就似乎更好，而那些短视的市场生意人也将喜之不禁。

     然而，另一件事是，假如：通过这些重要的政治议程，如果多少有点幸运的话，事情就可以回归“正常”——亦即回归于银行、信贷及商业危机爆发前的世界。不过，在这个世界的底层，经济构造板块——马克思常常讥之为“基础”——却仍在移动中，它远离西方，向着其余成功了的部分移动。

      这些移动，将影响到布雷斯顿森林体系；影响到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中的地位；影响到欧盟在被中国和印度推到一边之前作为主要玩家疲于奔命所付出的50年的努力；最终，会影响到美国作为我们这个地球的支点的地位。

     这是一个还算令人感兴趣的世界峰会，但新闻报道之所以会增值，也许更多的倒不是因为容易激动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媒体。

保罗·肯尼迪：帝尔沃斯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负责人。他是19部书的编著者，其中包括《大国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