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9年西藏武装叛乱失败之后，逃到国外的达赖喇嘛就一直靠西方势力供养，达赖集团也自愿做了西方反华制华的一粒棋子。以美国“西藏基金会”（其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政府）为例，多年前向达赖集团提供的年金就已高达200万美元。即使在今年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美国经济的情况下，据达赖集团的“国际西藏运动”网站披露，美国国会仍旧批准了高达1675万元的年度涉藏金额，竟比2008年还增长了25％，其中直接用于支持达赖集团的部分有增无减。
达赖集团自己也毫不讳言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于西方。2005年，“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份正式经济研究报告称：“西藏流亡政府”2004年总收入的88．97％直接来自外国援助。而据“西藏流亡政府2007—2008年度财政预算”披露的数字，在超过21亿印度卢比的预算总收入中，来自达赖集团自身的“固定收入”，即达赖集团盘剥流亡藏人的各种“税费”收入只有1亿多卢比，也就是说其他近20亿卢比全部来自西方资助，占其财政预算总收入的九成以上。
达赖喇嘛是达赖集团的“摇钱树”
在西方的着力包装下，达赖喇嘛拥有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人权卫士”、“宗教领袖”等一大堆形形色色的头衔，正是依靠这些“荣誉”，达赖喇嘛才有了敛财的“正当性”。
出家人本应“四大皆空”，但达赖喇嘛却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着对金钱的盎然兴致。藏传佛教的活佛召集法会是一件十分庄重的事，按传统，几年、十几年才能有一次，而达赖喇嘛则经常一年举办一次甚至好几次，并且每次都宣称将是达赖喇嘛的最后一次法会，用这样的噱头来鼓动信众踊跃捐钱献财。达赖集团“纽约和新泽西藏人协会”秘书索朗次仁透露，今年达赖喇嘛在美国活动期间，仅5月3曰在纽约的“传法”和演讲活动，就收到30多万美元，除去开支，净收25万多美元。达赖喇嘛的许多活动，包括“弘法”、演讲、接受采访等等，都是明码标价。2005年11月14日，达赖喇嘛在华盛顿MCI演讲，“票价最低16美元，最高101美元”。据“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官方网站”披露，达赖喇嘛将于2009年7月30日至8月2日到德国法兰克福演讲，一天票价为29—59欧元，两天通票为45—99欧元；周末的电话对话，一天的票价为49—79欧元，周末两天票为90—145欧元。关注达赖喇嘛行踪的人都可以发现，他的绝大多数活动都集中在富裕国家，而对众多的穷国小国则少有“弘法”兴趣。不过，无论是谁，只要向他捐钱，他都照单全收，1997年3月达赖喇嘛到台湾地区活动，一下子从一般信众那里募得供养金1781万元新台币。
达赖喇嘛如此不遗余力地找钱，一是因为西方某些势力供给达赖集团的稳定布施远远不敷这个集团四处从事“藏独”活动的支出，再就是因为达赖身边的各色人等对金钱欲壑难填。从“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每年要承担“西藏流亡政府”大量的预算收入。以2007—2008年的“财政预算”为例，“西藏流亡政府”当年预算资金25％来自达赖喇嘛，比“噶厦”承担的22％的比例还要高。1997—2005年，达赖喇嘛每年要向这个“流亡政府”提供1800万印度卢比，从2006年开始，这个数额一下子猛增到每年5000万卢比。达赖喇嘛已成为达赖集团主要的“摇钱树”。
达赖喇嘛敛财主要用于分裂活动
如果达赖喇嘛把敛来的钱财主要用于贴补流亡藏人生活，那倒也罢，但连他自己都亳不掩饰地表示，这些钱大多花在政治用途上了，即用于搞乱西藏、分裂祖国。2001年，他在一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其集团年收入大约为22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项用于与政治有关的事务，有700万美元；其次是用于与行政有关的事务，有450万美元；另有200万美元用于维持驻各国的“办事处”。以此推算，达赖集团的经费直接或间接用于“藏独”活动开支的比例高达61％。
另据“西藏流亡政府2007—2008预算”，达赖集团将23％的预算用于“推动西藏问题”，10％用于“当局”的开销，直接涉及“藏独”活动所需的开支比例超过30％。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导致预算收入大幅缩水的情况下，“西藏流亡政府2009年—2010年预算”还是加大了对“藏独”活动的投入，其财政预算案更是直接将29％的经费用于“藏独”活动，远高于其他任何项目的开支，其中特别列支了1223万卢比的经费，作为纪念所谓的“西藏起义”50周年的各项活动开支。
2007年5月，澳大利亚专栏作家麦克·柏克曼在《达赖喇嘛神圣藏袍下掩藏着什么?》一文中指出，达赖喇嘛从不提供捐款的具体数目，也不透露具体来源。尽管如此，西方一些势力还是源源不断地把本国民众创造的相当数额财富注入这个小集团，以保证这颗“棋子”在分裂中国上有所行动。但是，这些钱最终除了使这个小集团苟延残喘，不会产生这些人所期望的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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