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德学生罢课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育改革
2009年06月25日 来源：中国江西网 作者：杨小刚
文/杨小刚
6月15至19日，全德学生总罢课！6月17日，图宾根大学游行日，“恩斯特•布洛赫大学”的旗帜再次飘扬在图宾根街头！
1977年，图宾根（Tübingen）大学哲学系教授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去世，图宾根大学学生联合会（AStA）为了纪念这位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之父，将这座有着500多年悠久历史、全名为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Tübingen的大学改称为Ernst Bloch Universität Tübingen，而取代校徽上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树的，是一只高举起来握紧的拳头。这个标记源于恩斯特•布洛赫在他被授予荣誉教授时的演讲上，高举起握紧的拳头，表示对一切现存不公的反抗。这位乌托邦主义者以他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和二战时流亡美国期间写下的《希望原理》享誉于世，他和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领袖Rudi Dutschke的忘年之交使他的思想直接在青年一代中产生影响。
上溯两百年，1788至1795年，黑格尔和谢林先后就读于图宾根新教神学院。此时，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响彻欧洲，神学院里僧侣般的严苛管束未能阻拦学生们半夜点着灯火在床头阅读被视为无神论者的卢梭和康德的著作。想法设法逃出神学院的同学在被迫返回后带来了Rouget de Lisle于1792年谱写的《马赛曲》，谢林将《马赛曲》译成德文，几位至交一起植下自由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最富创造力的一代天才奠定了后来改变整个欧洲精神面貌和现实世界的思想原点。
2009年6月17日，继承上述精神传统的图宾根大学学生与全德20多个城市的大学生一样，又一次走上街头，发出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新诉求。而这一次学生运动，转眼间竟是68学运过去三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学生游行。在欧洲各国已经普遍建立了宪政体系、代议制民主及独立司法的情形下，此时的诉求，虽然不是针对任何明确可见的强权和不公，却有着更深层次的目标，它针对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并且无时无刻都可能再次产生对人的明显压迫的体制性和技术化强制。
1997年欧盟成员国签订《里斯本协议》，原则上相互承认各自的高等教育文凭。1998年，欧盟四个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教育部长在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发表《索邦宣言》，主张进一步推进欧盟各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统一，其确立的基本目标是建立通行的成绩评价体系，欧盟各国学生在任何欧盟其他国家获得的教育文凭都自动被本国政府承认。1999年欧盟当时29个成员国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Bologna）发表《博洛尼亚宣言》，承认并扩展了《索邦宣言》，提出具体的实施计划，并确定，截止2010年，欧盟所有成员国必须落实各项统一的教育制度。由《博洛尼亚宣言》奠立的教育改革计划便被称为“博洛尼亚工程”（Bologna Program），这项工程的基本政策包括，废除欧盟各成员国原有的高等教育学制，统一施行学士/硕士/博士三阶段学制，对前两个阶段启用标准化的学分计算系统（The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简称ECTS）。ECTS对学生的学业安排做出了彻底量化的规定，基本来说，大部分课程都按照模块的方式安排，每个模块含有若干门课程，配备确定数量的学分，包含从听课、材料阅读、课堂讨论、实验到研究性作业等一组学习内容，各项均有确定学时，少数非模块化课程也是没有确定学分的课程单元。学生只能选择相应的模块，而不能任意选择各类课程，同时必须完成模块内的各项内容才能获得相应学分。
博洛尼亚工程的目标是增强欧盟国家间高等教育的流动性、可比性，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使任何一所欧洲大学培养的学生都能适应整个欧洲职业市场的需求。这项工程显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随着技术、能源、市场和货币一体化的完成，欧盟向着更深层的文化一体化迈进，然而，这项工程却是欧洲古典大学理念的彻底死亡。
以德国大学为例，其学制分为为硕士（Magister，区别于Master）和博士两个阶段，并无学士学位。硕士学段没有时限规定，但基本需要12个学期才能完成学业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选择两门主修专业或者一个主修专业、两个辅修专业，在专业选择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学生可以按照兴趣任意组合。在课程选择上仅仅从学科组成部分层面上做出必修要求，除此之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课程。学生对于自己的学业安排拥有最大的自主权，可以自由决定学习重点和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德国大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博学却各具特色的优秀学者以及具有自由学习能力的学生。在自由的学术空间里，德国各个大学也都各有优势，并且这种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转校制度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可以前往他向往的其他大学的某个系科，或者追随某位学术大师。上世纪20年代，原本在弗莱堡大学任教的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获得教授席位，他在弗莱堡的学生纷纷追随这位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转学马堡，就在这批学生里涌现出阿伦特、伽达默尔、约那斯等一群后来各自独领风骚的大家。而如今，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不仅学生的学习自主权被剥夺，转校权也只有少数学生才能享受。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被蔡元培先生所推崇并带回北大的教育理念开始在德国逐步丧失。
博洛尼亚工程很大程度上在模仿美国的高校制度，但美国本身因为私立大学占主体，不可能实行一体的教育制度，秉持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在美国大学仍占有相当地位，而欧盟的教育改革竟完全以市场为指向，以一刀切的方式确定所有系科的教育目标，其标准化、工业化的学制安排仅仅为了制造符合市场需求的职业人才，经过大学教育的学生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是可以量化比较的人力资本。尽管对某些学科来说有其益处，但对神学、哲学、历史学、古典语文学和文学等传统人文学科而言却是毁灭性的打击。更别说，传统人文学科本就由于缺乏明显经济效益，其经费逐年缩减，教授席位不断撤除。
这个堪称市场原教旨主义产物的计划，在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反资本主义思潮的情势下，招致更大的反对。德国各联邦州近年来均产生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大学教职减少，教授席位撤除，不少课程由年轻助教代理，许多大学由不收取任何学费到每学期收取500欧元上下的费用。同法国一样，反对大学收费的学生抗议从几年前便开始不断出现，但由于德国同样面临财政紧张、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问题，且现行学费毕竟不高，因此高校收费已成必然之势，数年来的学生抗议并未取得多大成效。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投入数千亿欧元救市，教育经费却未见任何增长，引发民意强烈反弹。经济条件的限制也让教育领域的公平受到损害。教育改革使得学制缩短、学业负担加重，必须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的工读生最先受到冲击。转校、攻读硕士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导致富裕学生才能享受更好的教育质量。同时德国中学教育也在进行改革，人文中学（Gymnasium）的学制从13年缩短到12年，教师数量减少，导致班级人数越来越多、学业越来越重，让中学生也抱怨不已，而富裕学生却能转学到教育条件更好的学校。对于公平意识强烈的德国社会而言，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是对公平的最大损害。
对教育改革的批评早已不断出现在各类媒体上，却并未在议会政治框架内得到足够重视，走上街头的直接民主便成为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2009年1月，美因茨大学天主教神学系教授Marius Reiser为抗议现行教育改革，辞去其教授席位。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而行如此激烈的举措，这位神学系教授为后续的抗议政治点燃了引线。2009年6月15至19日，全德大学生为反抗博洛尼亚工程的系统化、技术化规训，走上街头，静坐、游行、示威，要求古典自由教育的回归，维护教育公平，以及，抨击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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