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的全球化

    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化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在全球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正和”奇迹，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普遍享有低通胀、高增长，高技术产品迅速普及，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发达国家未能履行减小贫富差距、实现均衡有节制发展的责任，对本国过度扩张的金融机构也缺乏有效监管，致使掠夺性占有和开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迅速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有专家认为，这一轮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制造了一个失衡的世界。而对全球化的反思和抵抗，也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发展。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全球扩散，作为全球化时代的衍生品，反全球化运动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当今时代影响范围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

    如何看待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对于全球化究竟是一种伤害还是一种有益的反思？如何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考虑和应对反全球化因素？这些，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必须加以思考的严肃话题。

刘军红

    回顾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历史，每一次危机总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目前，随着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全球化的第二幕似已徐徐拉开。然而，面对全球经济陷入“同时衰退”，一些西方大国率先启动国家力量，直接干预市场，甚至不惜以经济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给全球化潮流制造阻力，“反全球化”迹象暗流涌动。

    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巴西外长阿莫林将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形象地描述为“最易蔓延的经济传染病”。这使人想起1929年大危机时期，各主要国家因执行保护主义政策，引发了贸易战、货币战，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这个历史教训让各国开始注意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险性。

    然而，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又刮起了一股“灰色贸易保护主义”旋风，并形成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政策思潮。自2008年秋天开始，印度、俄罗斯、欧盟、美国等国相继推出各具特色的保护政策。

    2009年1月26日，WTO发表了“关于金融经济危机与贸易等动向的干事长致政策研究机构的报告”，介绍了各国自去年秋季以后提出的相关贸易措施的现状。报告虽未对相关贸易措施作出明确评价，但至少点明了其包括“保护主义含义”。

    WTO报告列举的这些措施，除了上调关税外，还包括强制性的规格认定制度，进出口卫生、检疫严格化措施，进口限制等非关税措施，出口补助金措施，出口关税下调等鼓励出口措施，反倾销关税等贸易救济措施，对国内产业进行公共支援措施等。例如：

    印度上调钢铁制品进口关税税率；

    印度尼西亚对进口的500余种电器产品实行进口港和空港限制；

    越南提高了新闻用纸的进口关税；

    厄瓜多尔对940个品目提高5%~20%的关税税率；

    俄罗斯上调了汽车、卡车、钢铁制品等进口关税税率；

    乌克兰对所有进口商品追加13%的关税；

    欧盟重新对乳制品、农产品出口实施补贴制度；

    美国对大型汽车企业通用、克莱斯勒等提供总额达174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融资措施，并在危机对策中增加“买美国货”条款；

    法国公开对本国汽车产业提供资金支援；

    意大利对本国汽车产业提供20亿欧元的支援政策；

    日本以振兴环保产业为名，出动财政资金，对依据日本标准的“环保绿标”电器、汽车实施“积分兑现制度”；

    ……

    WTO虽多次呼吁阻止贸易保护主义旋风，但至今没有取得明显效果。2008年12月9日，世界银行发表年度报告《2009年世界经济展望》，该报告预测，因世界经济同时衰退，2009年世界贸易量将减少2.1%，这是1982年后所罕见的。而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必将加剧贸易量的缩小程度。

    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直接冲击，莫过于股票、住宅等资产的账面价值缩水，由此，“逆向资产效果”导致全球消费市场急剧萎缩，工矿生产停滞，企业倒闭，下岗失业剧增，世界经济陷入螺旋型紧缩困境。国际权威机构不得不连续下调经济预测，世界经济面临二战后罕见的整体负增长局面。美国责任重大。

    有评论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所遭受的最大打击并不是经济，而是美国在全球道义上的地位。

    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弊端。面对危机，各国相继将危机的责任指向“金融自由化”、“商品衍生化”及“资产证券化”。而金融市场的无序化、对冲基金的道德缺失化，乃至市场评级机构的失信化，更成为众矢之的。

    一时间，市场失灵、凯恩斯回归、政府主导、“左派经济思想”等提法重新登上经济舞台，甚至，在发达国家，昔日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也突然“转向”，公开“忏悔”其过去曾经主张“市场主义”……经济学界出现了罕见的混乱与无语。

    回顾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每一次危机总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瓦解；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催动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时代走向终结；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大暴跌）宣告“广场协议”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协调体制形骸化。而今，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也可能将宣告“华尔街模式的终结”。

    同时，每一次危机也将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已经拉开了全球化的第二幕。金融危机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协调政策的功能逐步退化，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升为全球克服危机、恢复经济、主导国际秩序的新舞台。新兴国家群雄并起，预示着发达国家相对地位下降，国际秩序的力学关系出现动态均衡态势。尤其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改革主张，受到重视，使世界形成了扼制贸易保护主义，克服危机，共同复苏的正义氛围。

    然而，围绕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说取得了积极的一致。特别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问题，美国、欧洲、日本均着眼于国际货币体制，力图维护战略优势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导致G20会议难以形成高度统一的意见。

    多极化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上升，但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新老帝国都不愿意轻易放权，都在积极寻找机会，抢占全球竞争的制高点。由此看来，全球政策的协调，依然会存在强大的阻力。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