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金融社会主义
卢麒元
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在履行财政再分配的职能。美国政府和普通国民均为负债消费者。美国通过普通国民的消费者信贷，提供给消费者（资产类消费品和生活类消费品）消费补贴。美元债务价值的持续贬值，客观上实现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以金融方式（非税方式）实现的全球范围的财政转移支付，无疑是美国管理者的伟大创举。这一创举和平实现了新时代殖民主义者的财富梦想。正是这种长期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着美国国民优越的生活品质。事实上，美国普通国民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劳动所得的国民福利。美国更像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所言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 socialism)，是指政府借助金融手段提高国民福利的制度和政策。之所以采取金融方式，是因为这是一种隐性的国际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就本质而言，金融社会主义仍然属于金融殖民主义（financial colonialism）。这一方式并没有得到被转移国家国民的认可。例如，中国人大从未授权国务院补贴美国国民。
历史很有趣。资本主义美国，自1932年罗斯福新政开始，不断尝试社会主义道路。前四十年，是财政社会主义；后四十年，是金融社会主义。近四十年，美国本土生产力增长缓慢，根本不足以支撑美国庞大的政府开支以及国民不断增加的福利需求。美国必须另辟蹊径。美国是一个思想的大国。他们创造了金融社会主义。他们将之美化为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其实，本质上是巧妙的金融殖民主义。必须提醒一下，我国的精英们，对美国金融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老百姓要记住这支超牛的“第五纵队”。
美国国民消费补贴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间接补贴。是隐藏于商品价格中的价格补贴。第二个方面，是直接补贴。通过债务价值缩水，实现债务人的特别收益。由于上述补贴是一个难于统计的动态过程，许多国家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中国无疑是美国消费补贴的主要提供者。中国正是在牺牲内需的情况下，持续增加对美国国民的消费补贴的。我们一直在领教“必须购买美国债券”的“专家解说”。中国政府和国民不能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美国搞金融社会主义绝非偶然。既有主观需要，又具备了客观条件。
从主观上讲，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三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第二，有利于政府扩充财政来源。第三，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垄断。基于三个有利于，任何美国管理者，都无法拒绝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存在所谓的“失误”。这种“失误”仍然会持续。奥巴马当然会继续“失误”。
从客观上讲，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一，全球产能过剩，产出国愿意跨国提供消费补贴。第二，全球资本过剩，产出国愿意跨国提供消费信贷。第三，全球通货过剩，产出国愿意承担通货膨胀损失。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产出国不同程度地丧失了经济管理主权。产出国“很难”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变革解决所谓的“过剩”问题。他们更大的可能，是顽强地追随奥巴马，继续支持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的金融社会主义不是没有极限的。当产出国（金融殖民地）经济增长出现问题，跨国补贴不可持续，美国就必须要通过内部经济增长来实现财政平衡。否则，惯坏了的美国国民，可以成为最危险的暴民；否则，娇宠的美国各级政府，统统面临财政破产的命运。
在美国搞金融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在搞金融资本主义(financial capitalism )。笔者所言金融资本主义，是指利用金融手段压缩国民福利，从而增加特殊资本收益。中国在持续压缩和转移国民福利。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绝非专家所言的“储蓄习惯”，而是内需被压缩和转移了。中国经济问题具有鲜明的外部性特征。中国的金融资本主义与美国的金融社会主义形成绝配！这是所谓G2的真正内涵。中国最高决策者对此应有高度警觉。
奥巴马的时间和空间十分局促。他会被迫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逼迫个别经济大国继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国务卿希拉里提出了“智慧强权”的概念。笔者将“智慧强权”翻译为：以骗为主，间用暴力。美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铤而走险。美国的内外矛盾未来会空前的尖锐。中国不仅仅要准备应付金融敲诈，中国还要准备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残酷的贸易战争。甚至，不能排除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和军事挑衅。
美国的金融社会主义就要终结了。虽然中国并不愿意成为这一终结的终结者。但是，中国人民没有理由承受持续的压迫和剥夺。中国也没有责任履行抚养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中国也应该从金融资本主义中回头了。该来的东西一定要来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压力从来就不是坏事。人民一旦知道真相，会无比团结和坚定，他们能够克服任何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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