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奥巴马时代正在独显特色，如在对中国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方面，奥巴马相对布什而言似乎要“狡猾”的多，特别是在对待诸如布什时代之“邪恶轴心”的朝鲜之一改历史之势不两立敌对状态，选择了太极推手政策，有别于以往之一味威慑、而采取恩威兼具的推拉之术，通过盟友如韩国伸出善意援助的橄榄枝：这一系列的变化，相比要布什则更加老道和顾及长远。
在将欧洲及东方盟友国家安抚并预设了风险补丁之后，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重返亚洲。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重返，意味着一种“宣战”，在沿用以资源围困为核心的新冷战战略路线的同时，美国开始实施下一步策略：纵深消耗新兴市场经济体及主要针对中国的国家实力。
在布什时代，美国在亚洲，主要以通过印度与中国之间实现相互制衡，以维护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安全；在即将展开的奥巴马时代，美国似乎倾向于各个击破、打歼灭战这样的策略。美国与亚洲盟友互相配合并贯彻美国的战略方针，将真正的潜在对手遏制在役使状态，并通过新冷战的完美应用以不断强化这一役使。
尽管不能确认新疆“7、5”暴乱事件与美国有什么瓜葛、或者某种程度上有所参与，但当中国以恐怖主义定性时，美国则一反以往谈恐怖色变的态度，表现不可谓不冷淡。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力拓间谍案方面的立场，则更加耐人寻味。这一系列变奏，其核心主旨即针对于中国对全球的资源合作。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国重返亚洲的立足点，不再是恐怖主义等等，而是在资源方面带来更加紧张的局势。经过了半年左右的预设安排后，美国的下一步更加稳准狠。
假如说“7、5”事件，寓意着不同程度地控制着全世界资源的回教徒国家，将因此可能与中国发生不利影响的话，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筹划背后，是大范围围困中国所需要资源的险恶用心。美国在借助或挑起民族或宗教纠纷方面，可谓行家里手，因为从二十世纪中下叶以来，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民族或宗教纠纷、战争，均或多或少地从中发现美国的影子。
那么，假如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制相对比较成熟的亚洲国家，在被迫面临资源瓶颈、市场恶化、投资乏力的条件下，美国以“救世主”的姿态“重返”亚洲，只是在时机方面要费些思量而已。而当美国感受到亚洲国家需要美国承担某种角色时，美国则可以与之签订有利于自己的城下之盟：使这些国家完全臣服于美国的主导。什么时候会让美国感觉到别的国家需要自己？当然最基本的是内部纷争到一定程度、外部经济孤立而难以为继时，“7、5”事件和半年之内中国对全球的资源溢价合作的结果，则部分地符合上述基础和条件。囿于美国自身经济恢复尚未真正进入从容不迫阶段，以及所要面对的是自身最主要的债权人，即使道义仅仅是一块遮羞布，保持低调、谦逊之态，对美国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事实上，美国在华尔街金融震荡之后，所面临的战略调整，落脚点选择应该非常从容：非洲、亚洲，都可作为美国的备选。但美国在落脚亚、非洲之前，变数仍然存在，而其中任何一点敏感的触动，都可影响到第一脚是跨进非洲、或是亚洲，至于别的洲或者国家，与此相比都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除了非洲或者亚洲，美国也暂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了。在亚洲与非洲之间，美国最终决定重返亚洲，说明亚洲的紧迫性要远远超过非洲。而与此同时，美国控制非洲，相对于亚洲而言则要容易的多。
在基本放弃恐怖主义大棒之后，在未来一定时期，所有国家之任何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将不再得到美国的积极配合。美国希望反恐怖战略的重心，局限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及南亚范围为界。反恐毕竟是一件花钱惹麻烦的事儿，美国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至少现在是这样。
由澳大利亚政府对力拓案的处置，其暗含着对美国亚洲战略的默契：控制资源！而且尽可能地不留余地。通过产业控制实现市场奴役、通过资源的“坚壁清野”，以实现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役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真实用意即在于此。
在希拉里贯彻美国之亚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策略方面，仍然会高擎碳排放大旗，为下一步的替代能源技术暗渡陈仓。而通过签署久拖未决的《东南亚友好条约》“重返亚洲”，无疑是美国进军亚洲最具市场活力的东南亚地区的“宣言”。尽管奥巴马政府竭尽谦虚之态，但仍然掩盖不住其霸权主义的真实意图：因为美国感觉到东南亚地区的繁荣、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所以，美国有必要“重返亚洲”。至于有哪些必要，美国不管这些。
美国之签署《东南亚友好条约》的根本意图之一，即通过增加对该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逐步谋取对碳排放的控制权，以推出针对性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等等举措，为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性碳排放约束规则的完善和实施，进行“顺理成章”的预设。
作为对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国家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经历背景，将使其成为这些国家最难缠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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