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滥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行为引起了美元金融资产持有者和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担忧与不满，一股要求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打破美元霸权的浪潮正在兴起
□ 中国财富杂志 特约撰稿人 | 唐秀银
“不管你们可能听到什么传言，但正式议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要改变美元（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地位的动议。”八国集团意大利拉奎拉峰会7月9日的议程开始之前，美国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面对各国记者的追问，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一次双边会谈。会谈中，奥巴马和卢拉谈到了重新激活全球贸易多哈回合谈判、伊朗核问题、国际金融监管、洪都拉斯流亡总统曼努尔·塞拉亚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当下最受关注的问题，但是场外舆论的焦点却对准了两位总统特殊的身份——一位是美国总统，美元霸权的捍卫者；一位是巴西总统，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重要支持者。
美元霸权正在经受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和挑战。
发难
八十年后，作为英镑衣钵的继承者，美元又走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以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
1927年7月，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美国纽约联储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法兰西银行行长查尔斯·瑞斯特、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玛·夏赫特齐聚纽约长岛。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因为英国强行恢复金本位制度和选择高估英镑汇率的政策，以重建战前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果导致英国工业竞争力下降，对美国和法国的贸易逆差激增，黄金储备加速外流，英镑体系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维持国际贸易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四国央行行长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美国放松银根，引导资金回流英国，以帮助英国用资本项目的盈余对冲经常项目的赤字，稳定英镑汇率；美国从法兰西银行用美元收购英镑，以减轻法国向英国兑现黄金的压力。
因为斯特朗领导的美联储的“慷慨襄助”,英镑作为国际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又得以延续了一段时间。
八十年后，作为英镑衣钵的继承者，美元又走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以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但是美元似乎没有了当年英镑的“人缘”——它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有毒资产”，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相信它无须拯救。
此轮美元信用危机可以追溯到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8月，时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区首席经济学家、后任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副手的河合正弘（Masahiro Kawai）就撰文说：“经过东亚货币危机，人们相信，美元对该地区汇率制度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因为就贸易和外来直接投资而言，东亚各经济体还与世界别的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记住，美国绝不是我们唯一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来直接投资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和欧盟同等重要，别的东亚经济体虽然略逊一筹，但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因而，东亚各经济体的一篮子货币里，除了放进美元，再加进日元、欧元和别的区域货币，对稳定各经济体的汇率可能更加合适。换言之，东亚各经济体考虑名义货币定锚政策时，应该弱化美元而增加日元和欧元的分量。”
如果说河合正弘的观点只代表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受灾”国家及地区的想法的话，那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重构国际金融体系、打破美元霸权，则成了主要新兴国家和越来越多工业发达国家的共同呼声，因为此次它们成了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受害者。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宣布，拟增购7500亿美元的房产抵押债券、1000亿美元的房贷机构债券和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该项被奥巴马政府名曰“量化宽松”的救市措施立即被不少媒体冠以了“印钞行动”的名头，但美元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更愿意叫它“最无耻的救市行动”，因为奥巴马政府的救市行动已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由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猛增至2万亿美元，美联储的“印钞行动”又势必进一步推升它的资产负债表。有人预测，到2009年年底，可能超过创纪录的3万亿美元，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激增则意味着美元金融资产的贬值，因而美联储此举自然会被美元金融资产的持有者看做是滥用“国际货币”发行权而不顾他们的美元资产安全。
美元金融资产持有者的上述担忧和不满情绪终于因为3月23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一篇文章而释放了出来。周小川的文章直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向全球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又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因而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且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周小川的文章虽然只字未提美元，但对美联储印钞行为可能导致的通胀危险的担忧已不言而喻。
周小川的观点得到了美国第三大债权国俄罗斯的赞同。3月29日，即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召开前三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采访时说：“非常明显，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应对目前的挑战。我们幸好拥有一系列货币：美元、欧元和英镑。但是今后该系统应该以多种货币篮子为基础，还应该纳入别的区域储备货币。如果我们能够就此达成一致，今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创造一种超级货币。”
虽然随后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没有就中俄的提议展开正式讨论，但东道主英国首相布朗会后承认，二十国领导人对创造一种新的全球货币的建议是持开放态度的：“我们会考虑每一个提议。”
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之后，一股“去美元化”浪潮开始悄然兴起。5月18日，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就互换货币，启用本国货币而非美元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达成了一致；6月15日，伊朗《经济报》披露说，伊朗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麦拉特银行（Iranian Bank Mellat）伊斯坦布尔分行已开设了土耳其里拉特别账户，以方便两国使用本国货币——里拉和里亚尔——进行贸易结算；同月，土耳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时代》（Zaman）报道说，土耳其正在与俄罗斯就启用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进行谈判；而7月6日中国正式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消息更是吸引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公关
坚定海湾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对控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债权人对美元的信心、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至关重要，因为不仅海湾国家拥有世界43%以上的主权财富基金、总体规模超过俄罗斯的美国债券，更重要的是，海湾国家掌握了美元的命根子——石油
伦敦峰会之后的“去美元化”浪潮对7月8日～10日的八国集团拉奎拉峰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峰会开始前两天，各路媒体利用各种机会向各国官员打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美元未来地位的问题，美联社商业记者潘·派拉斯（Pan Pylas）7月7日发回华盛顿的报道的标题就是：“世界领导人聚会，美元储备货币前景成焦点。”
“我们不能抓住单一货币不放。”法国总统萨科齐7月10日出席新闻发布会时的谈话明显站到了新兴国家一边。他慨叹：“我们实行的仍然是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一套……毫不避讳，六十年后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政治多极化的世界，难道经济上不应该相应实行货币多元化吗？”
针对外界对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越来越广泛的质疑，特别是主要债权国的抱怨，美国政府明显感觉到了压力。6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回到了二十八年前他驻留过的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当他说到中国政府所持的美国国债是安全的，下面的听众笑了。类似的尴尬经历对盖特纳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更不会是盖特纳一个美国官员才遭遇过。就在盖特纳遭遇“笑场”两天之后，意大利金融警察拘押了两个日本人，当时他们正试图穿过米兰以北40公里的基亚索（Chiasso）进入瑞士，他们的箱子底部藏着价值134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和大量银行原始文件。1340亿美元的确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数字，如果被查获债券是真的，那么，二人就可以超过英国成为美国的第四大债权人。因为两位被拘日本人的真实身份、所藏债券的来源、债券和银行文件的真伪，均未获意大利和日本官方及时公开证实，所以传言开始满天飞。一个主要的传言就是：二人是日本财政部的代理人，奉命秘密潜入瑞士，卖掉日本财政部手里的部分美国债券。美国官方被迫站出来澄清说，被查获债券是伪造的，二人只不过是骗子。但语焉不详。
虽然7月8日欧洲央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没有支持外界对美元前景的担忧——报告说金融危机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美国政府丝毫没有放松。7月12日，财长蒂莫西·盖特纳离开华盛顿，开始了他的西欧-海湾之行。舆论纷纷认为，盖特纳此行是给9月份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打前哨战，因为八国集团拉奎拉峰会之后，要求正式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召开国际会议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元未来地位问题俨然成了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难以回避的问题。
离开伦敦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港口城市吉达之前，盖特纳精心准备了一份书面讲话稿，讲话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试图说服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坚定对美元的信心。坚定海湾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对控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债权人对美元的信心、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至关重要，因为不仅海湾国家拥有世界43%以上的主权财富基金（3月18日美联储之所以决定自己印钞救自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掌握了3.5万亿美元的各国主权财富基金不愿继续投资美国的债券）、总体规模超过俄罗斯的美国债券（石油出口国共拥有美国债券1920亿美元，俄罗斯拥有1384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海湾国家掌握了美元的命根子——石油。自从1974年基辛格密访利雅得，说服沙特王室采用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结算货币以来，美元事实上就由以前的金本位制变成了石油本位制，因而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的态度对美元的命运至关重要。
八国集团拉奎拉峰会召开之前，传出消息说，沙特阿拉伯反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任何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定价石油的企图。八国集团拉奎拉峰会的正式议程没有纳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议题，很可能与该传言有关。“只要此时传出沙特不认为抛弃美元具有任何建设性的消息，创造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议论就会停止。抛弃美元，就意味着必须改变绝大多数商品的定价机制，比如改成以欧元或别的货币计价，但是只要石油仍保持以美元计价，别的商品就很难改弦更张。”经济学家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发表评论说，“（沙特的表态）还表明，沙特对欧元能否保持强势、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否像过去几十年里美国领导人那样成功控制通货膨胀，完全没有信心。”
盖特纳对访问期间海湾国家的表态非常满意。7月15日，盖特纳接受阿联酋迪拜阿拉伯电视台（Al Arabiya Television）采访时说，海湾国家官员支持奥巴马政府恢复经济的政策和对美元的价值仍充满信心。“我的观点与我访问期间听到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元……仍然会保持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出路
不管是奥坎波设想的升级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抑或斯蒂格利茨寄予厚望的联合国，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似乎没抱太高的热情，而没有发达工业国家的配合，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显然只能纸上谈兵
以“金砖四国”（BRIC）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要求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曾被不少评论家误读为向美元发起的挑战，而他们的建设性建议则被忽视了。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基本主张是，往篮子里加进更多的货币，由超越主权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一篮子货币的管理。
2008年11月12日，联合国副秘书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曾撰文表达过近似的观点。奥坎波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矫正当下全球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监管缺失的问题”。新的监管体系应该是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不仅应包含发达国家，而且应纳入发展中国家。目前能满足该要求的国际金融机构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正承担起监管国际金融市场的职能，还必须对它实行三方面的改革：第一，必须使之拥有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可以作为基础。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可以克服以主权国家货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所固有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第二，必须置之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中心，此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发言权的唯一途径。200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全球失衡多边监管行动就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它缺乏必要的人力和工具。第三，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发生贸易支付差额危机，特别是危机是由资本突然逆流或贸易条件突然恶化所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尽快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贷款，而无须附加过多的条件，就像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为应对国内支付危机所作的那样。
奥坎波所设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框架近似欧洲中央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一系列区域储备基金的最高机构——能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有效监管，管理着全球储备货币，负责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为成员国提供及时的信贷，拥有一个处理国际间债务关系的国际债务法庭。以现实的条件而论，奥坎波的方案显得过于理想主义。
6月23日，联合国举行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会议最后就全球经济低迷的原因及为什么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达成了共识，而且提出了二十国集团峰会没能触及的应对危机的政策建议，比如改革缺乏政治合法性、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决策机制，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储备系统等。
通过对联合国会议与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的比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的专家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认为，联合国比别的任何组织更能代表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是一种优于二十国集团和八国集团的全球金融管理机构。“无论美国喜欢与否，美元储备体系正在瓦解，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究竟是应该用一种随意的方式，还是用更加谨慎和有组织的方式推进现有体系向替代体系的转变。”斯蒂格利茨7月9日撰文说，“美国和别的工业发达国家推动了全球化，但当下的危机表明，它们没有如他们本应做到的那样管理好全球化。如果全球化真是为了造福每个人，那么，管理全球化的决策就应该用一种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进行——既有作恶者参与，又有错误的受害人参与。”因此，斯蒂格利茨建议说：“联合国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仍是一个能囊括所有国家的国际机构。正如前不久举行的发展中国家援助会议一样，此次联合国会议再次证明，任何有关改革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讨论，联合国均应发挥关键性作用。”
不管是奥坎波设想的升级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抑或斯蒂格利茨寄予厚望的联合国，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似乎没抱太高的热情，而没有发达工业国家的配合，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显然只能纸上谈兵。因而，要求改革的国家更寄希望于9月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 （编辑 张由存）
链接 | 美元替代者
当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打破美元霸权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之时，另一个问题就随之产生了：谁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
1、欧元
欧元是现今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可以自由交换，币值比较坚挺。从1999年欧元正式生效以来，欧元占国际外汇储备总量的比重一直呈平稳上升趋势。2009年7月8日欧洲央行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07年底到2008年底，欧元的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从25.3%增到了26.5%，而同期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比重则从65.4%降到了64%。
但是，欧洲央行对用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总是出言谨慎，因为一旦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欧元就必须保持强势，而强势货币对欧元区的出口是很不利的。
2、人民币
人民币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使用者，而且很多人相信未来几十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而有人预测，未来5～10年，人民币国际化会取得重大进展，10～20年后，人民币很可能取代日元，成为第三大国际储备货币。2009年7月6日，中国正式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迈出了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但是，货币国际化、储备货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人民币要实现从国际化货币到储备货币再到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飞跃，除了必须解决自由流动、自由兑换、自由投资等技术性问题外，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消费能力的提高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出口国货币
石油、钢铁和日用品是世界各国普遍需要的商品，与上述商品出口国的贸易可以推动各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因而铁矿石的出口大国澳大利亚、粮食出口大国加拿大、石油出口大国俄罗斯、乳制品出口大国新西兰等国的货币均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上述货币相对于6.5万亿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而言，数量实在太小，一个小小的价格变化就可能引发剧烈的汇率波动。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下的一种“超主权货币”。中国和俄罗斯认为，特别提款权，又特别是一篮子货币，是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理想选项。
但特别提款权现在只是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若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解决如何用于国际贸易结算、私人国际交易（如贷款、投资、存款）等问题。
另有人认为，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未必能打破美国对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垄断权，因为特别提款权的构成中，美元仍占据了2/3的权重，尽管美元的权重已从2001年的73%降到了2009年第一季度的64.9%。
不过，有评论指出，改变特别提款权构成是很容易的事情，各国央行只需重新配置自己的外汇储备即可。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准备重新评估特别提款权的构成，不少新兴国家已经表态，准备买进更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债券，增加本国货币在特别提款权重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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