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世界走向
《世界报》/文 张峣/编译
进场自1930年以来最为猛烈的全球经济危机会不会导致整个国际战略格 局的调整和重组？会给正在发展的多极化趋势带来哪些影响？
2009年4月15日，法国《世界报》两名记者阿兰•弗拉崇和雷米•乌尔丹就此采访了法国原子能总署（CEA）战略事务部主任泰雷兹•德尔佩什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弗朗索瓦•海斯伯格。
战略格局的调整
记者：让我们置身于危机后的几年，设想上下它在战略层面的影响。危机后一旦我们重拾对金融的信心并且经济开始增长，那些政治强国是否还会按照今天的方式布局呢？
弗朗索瓦：简短的回答是，当然不会。应该调整一下我们的分析野心。要知道那些曾经试图将自己置于1930年的危机后，并评估其战略影响的人，最后只能将事情搞错。
我们不知道现在的危机是否会像1930年的危机那样持久和猛烈，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它是1930年以来最长和最猛烈的危机，70年来，我们第一次有了并非由单一原因导致的危机，这个危机是系统性和世界性的。我们今日处于一个众多事务发生突变的重大历史时期，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些发生突变的“构造板块”何时才会是他们调整的休整点。
泰雷兹：从大的脉络上来讲，政治强国的重新布局与他们在今天所处位置之间并非不具可比性，即便与此相反的观点通常更加深人。但是应该谨慎地预言这次危机的重大战略影响，即便它是世界维度上的。我也并不确信1929年开始的危机可以作为一个好的参照。那时，还有其他一些政治、战略和军事因素；使得经济危机扮演了一个加速器角色奔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有如此多的因素来刺激经济合作，这可以从20国集团看出，而1929年时这些是不存在的。
在目前这场危机中，令人震惊的是过剩、虚拟性和即刻性所扮演的角色，过剩、虚拟、短视甚至是盲目，共同构成了一个对当今这个令人担忧的世界的绝佳定义。
美国的未来
记者：对中国和美国而言，这次危机对他们的影响会是什么？
弗朗索瓦：这次危机与经济协同作用，与过去20年在中美之间建立起来的金融和贸易关系联系得非常直接。这种经济关系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中国出口并储备，美国欠债并购买。中美之间的这种协同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它长期以来是一种双赢：中国的增长，美国的增长。美国和中国在主要的不同战略关切点上都没有经济上的特别利益，只有价值和利益同时作用的矛盾才会共同表现为真实的对立。而今天，这一和谐因素不再有了。在未来的年份里，伴随中美关系的将会是一些大疑问。
我对预测持保留态度，在经济领域，甚至是过去20年在战略上形成的美中格局中，到底二者谁将会在走出危机的同时被加强或者被削弱，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这也是这次危机的一个重大赌注。有一点很确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中美关系走向对抗感兴趣。东亚的稳定和繁荣对于这个世界，正如20世纪前半叶欧洲的稳定和繁荣之于当时世界一样重要。如果没有繁荣和稳定，那种后果我们早已见过了。
记者：在您看来，美国还能否在危机后继续维持它的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呢？
泰雷兹：第一个走出危机的将会是美国。对公用空间的主导，特别是对海洋和近地空间，美国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最后，他们的新总统有着在全球重塑美国形象的王牌。这样的图景不会助长对美国所持的悲观主义情绪。
更广义上来看，您还记得，在经济危机前，流行的看法曾经是西方的相对没落，亚洲的奇迹和那些新兴的经济体等诸如此类的论调。关于那些西方没落论，从希腊时代起这样的先知就已经在西方内部存在了，那些人对他们的自我没落总是有着一种强迫症。我不相信这样的衰落。第二点，亚洲的奇迹。对中国有时我们应该保留一种衡量方法，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只代表世界财富总量的7％。最后，新兴经济体。这次危机所有的赌注之一，从认识的角度看，是那个团结了四个不同国家的“金砖四国”概念土崩瓦解。目前状态不错的是巴西和印度两个民主国家。俄罗斯不过只是生产原材料和能源。在俄罗斯，只有军事因素扮演了能够促使高科技发展的严肃角色。
记者：您怎么看奥巴马政府呢？
泰雷兹：这新一届政府和新总统受益于广泛的民意支持，美国从中也会受益。4年后，奥巴马当然会被美国人就他如何将美国带出这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产生美国最高失业率的危机而评头论足，但是战略上可能的失误带来的代价也将是巨大的。
除去在阿富汗，剩下的一些决策看上去还是合理的（除在巴基斯坦数目巨大的投入外）。美国总统的第一个决定是关于和俄罗斯的新谈判。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的谈判原则，但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俄罗斯的利益远远比华盛顿的利益清楚得多的谈判领域。美国或者说我们的利益在哪里，这个问题本身是很清楚的：如果问题没有立刻显现的话，我们要预测一个装备核武器的伊朗的到来，并且还要控制中东的危机，阻滞俄罗斯在他周边地区重新变得活跃。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奥巴马将怎么做，同样也没有看到他对于朝鲜政策的进展。
确定的战略输家
记者：谁会是危机确定的输家呢？
弗朗索瓦：有三类输家。第一类，是那些完全暴露在战略高压地区，并且在全球化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小国：这些国家非常多样化，像新加坡、阿联酋、爱尔兰、冰岛，或者是东欧的小国……
第二类，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垄断生产者：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我们有一种经验，在这样的形势下，那里的人们要么被带到一种妥协的境地，要么变得激进。伊朗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要怎样定位。关于俄罗斯，如果今年和美国的战略对话能够起动的话，机会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第三类输家，是那些在先前本已十分脆弱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埃及——业已潜在危机，或者阿尔及利亚——有石油金元而没有工作岗位。“战略断裂”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妙的全球化的影响相联系的，在一个不幸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断裂会被放大。
泰雷兹：赢家和输家？在我看来，处于优势位置的将是那些把教育、创新、适应性强的劳动力、资本流动、多样化经济放在优先位置，并且有信心扮演重要动力的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列表中的位置如何呢？它在多样化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不好，工业领域里政府的大规模介入使这个经济体缺乏灵活性，他们下滑的人口使我们看不到俄罗斯人对未来的信心。伊朗主要是核问题：德黑兰可以在他们的未来或者是核武器之间作个选择，就正如巴基斯坦．在他们的未来和政权、情报机构与伊斯兰组织的关系之间所进行的选择一样。如果不忽视经济现象的重要性的话，我更相信现实政治对于形势演进的决定性。
弗朗索瓦：危机减弱了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的执行力。我不知道这会不会使形势极端化或者缓和。危机对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已经显现了。我还要把伊拉克加到危险的名单里，伊拉克对于贷款的需要比他们的收人要高两倍，而且这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政治结构之上的。从去年秋天开始，巴基斯坦经济和金融危机就已经很严重了。他们之所以还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这要归功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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