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再没有比萨达姆政权更坏的；但我错了

我以为再没有比萨达姆政权更坏的；但我错了

娜娃儿·芬维克（Nawal Fenwick）著 刘伯松译

（译者前言）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战争从伊拉克战场转移阿富汗后，伊拉克信息也随之而逐渐在西方各种主流媒体降温甚至消失了；不过，最近在英国，伊拉克问题却被炒得热热闹闹的，几乎所有前布莱尔政府的大臣都在伊拉克战争独立调查委员会亮相了。不过，还是那么一套：一言堂。

因此，在这种像滑稽戏似的听证会里，恐怕不会有什么突破的。布莱尔不是说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决定“不感到后悔”，而推翻萨达姆后，“真切相信整个世界因而变得更安全”吗？但听听娜娃儿·芬维克的亲历和心声吧！这才是真走的伊拉克。（译者）

我知道回到我生长的祖国是会激动的。我毕竟已有20年没和家人见面了。我曾希望过，经过那么多年的流血和暴力后，总会有些改进的地方吧。与很多其他人不同，我和我家人并没有反对2003年的战争。我们以为一定有个适当的战后计划。同时，我们也相信，没有比萨达姆更坏的政权。可是，我们在这两点都错了。7年后，伊拉克看来仍然几乎没有一丝希望。

我1963年离开巴格达到英国求学。我后来结了婚就留下来。我觉得英国是我的家。多年来，我一直在电视里看到老远的母国，先在一个残酷的独裁者下，与伊朗战争，侵略科威特，后在联合国制裁和战争下，破裂和崩溃。

我因为想在哥哥去世前见他们一面而回去的，同时，也想让两个女儿见见她们的亲戚。由于安全和设备原因，他们老早已离开了他们在巴格达“红区”的家。他们都有讲不完的悲惨故事。

我哥哥的房子已被叛乱份子占领了，有人告诉我们，曾有人在他的房子被谋杀呢。我的嫂子去世，因在巴格达晚上戒严，获得准字把她送进医院时已经太迟了。我另个哥哥的房子现在是空空的，常常遭到萨德尔（Sadr）城叛乱份子发射到附近安全部的误击。我的侄女提起她们认识的一些妇女因为没有把头盖起而被攻击。

我们听到这些后，取消去巴格达了。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英国护照将会成为绑架的目标。所以，我们飞往库尔德北部。我们的家人各散东西——约旦、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伊拉克北部。他们由于2003年侵略缺乏安全而离开的。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幸运的；但他们每一个都一直想念着巴格达。

我的哥哥都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安全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而不是死在陌生的异乡。对他们来说，在海外就等于在监狱。他们不会当地的话，也不理解当地的风俗和制度。他们孤独，无所事事的，老化得很快。

2003年的侵略迫使我哥哥出走，成为我家的第三代难民。1915年，父母在他眼前被杀后，我的爸爸从土耳其东南部逃走。我们是叙利亚正统基督教徒。当时奥特曼和库尔德在那个地方的基督教徒社区大开杀戒。我的爸爸，当时只有10岁，拉着他12岁的姐姐，沿着河边一直走到伊拉克的摩苏尔（Mosul）。

1948年，我表兄弟因参与学生运动而遭政府下令逮捕。于是全家妇女们动员，联络各地，最后成功地把他偷送出伊拉克。他到了巴西，开始在推车上卖拖鞋，后来发了大财。

这些都是小时候听到的故事，想不到我们因动荡不安而遭遇更多逃亡。7年以来，我的亲戚再次被迫计划逃亡。看到我们亲亲蜜蜜的一家如此家破人亡、四分离散，我真不知如何表达这种沮丧的心情。但令人更心痛的是侵略后的妇女。布莱尔和布什也许不知道他们除去萨达姆后所造成的政治真空。它们都被各派宗教填补了，而由此，妇女权利逐渐后退了。

我的侄女曾告诉我们，那些因为没有盖头的妇女被切喉的故事。有一次，一位女医生去上班时被谋杀了。这些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事件，但它显示了远离温和的趋势。

尽管萨达姆怎么坏，他还算是一个世俗者。60年代初，我在巴格达上中学时，我的朋友来自各宗教各宗派。当时没人为信仰而闹得不欢而散，也看不到有人戴上头巾的。但现在，我们所经过每个城市的街道上，连10岁的女孩都把头盖起来。妈还在的时候，她曾为罢穿宽大长袍到处奔波。我很高兴，她不在这里看到她的斗争会是如此白费力气的。

我的一家，和很多受过教育的伊拉克人一样，追求西方民主，想往住在一个尊重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法治国家里。但他们现在对混乱感到绝望，而令人更沮丧的是，他们甚至认为在萨达姆下生活比目前更好一些。他们告诉我，在萨达姆时，他们是不自由的，但他们知道如何避免麻烦。但现在虽然有了选举，但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不知车弹何时何地爆炸。他们都知道绝大部分的暴力是来自叛乱份子，而不是外国部队。但他们对英美军越来越愤怒，因为他们所造成的形势影响他们的生活。而这种感觉是在伊拉克各地成千上万的家庭里复制着。

当我的嫂子去世时，她分散各地的亲人都无法参加她的葬礼。侵略以来。他们说，他们甚至不能适当地安葬死者。我的侄女，在没有移居北部前是住在巴斯拉（Basra）的。她说，凡是有爆炸或密告有爆炸，英军为了保证安全把路上所有的车都炸毁。当然，这不会有什么补偿的，伊拉克人就白白地看到自己的财产变成废物。就是这些不对称的行动，让伊拉克普通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家深感无能为力。这怎不令他们沮丧呢。

我也听到英美军，不理主人提供的钥匙，踢门而入强行搜屋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都很难证明的，而且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看到朋友死亡，而又不知谁可信任的士兵也是相当惊怕的。但他们这种粗鲁作风，还有更可怕的凌辱，说好听一点，令很多人伊拉克老百姓极其不满，说坏一点，令他们恨之入骨。

从正面看，他们说，现在他们可以批评政府而不怕坐牢了。这在2003年前是听不到的。他们3月还有选举呢。不过，这些成就都被日常生活的实况所掩盖。正如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言论自由是不可吃也不可喝的，它也不能生产固定的电和干净的水。

在我的整个旅程中，亲友和陌生人都问我两个同样的问题：英美为何发动侵略？

以丧失数以千计的年轻美国和英国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来衡量，到底有什么收益？我很难过地告诉他们，我不能给他们任何答案。当我看到了柴考特展开调查时，我在怀疑究竟会不会有什么答案的。（原名：“I believed nothing is worse than Sadam’s regime. I was wrong” 《独立报》 2010-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