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印度有多自由
范达娜·席瓦
桑鱼 译
【编者按：
“自然之友”梁从诫先生谈到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曾说过：将西方发展模式乘以13亿人口，结果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模式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按照美国平均水平，每两个中国人拥有一辆汽车，那么总有一天中国将拥有6亿辆汽车，超过5.4亿辆的当前世界总量。那么车辆所需的公路、停车位和加油站就将消耗中国已然稀缺的大部分农业用地，从而使国家危险地依赖于外国粮食来源。如果中国人希望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将需要四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在全球化和单一化的背景下，中国能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吗？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现在中国采取的是西方的“资源饥渴”发展模式，并未顾及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耕地有限和资源稀缺的国家。如果我们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之路，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印度与中国同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今也面临着同样的冲击与挑战。像今天中国有识之士所担忧的一样，圣雄甘地在思考印度发展之路时也曾写道：“上帝不允许印度像西方国家一样走向工业化。一个小小岛国（英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已经给全世界都戴上了枷锁。如果一个有3亿人民的国家也实行这样的经济开发，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像蝗灾过后一样贫瘠。”
然而，甘地的声音还是淹没在机器的轰鸣中。从尼赫鲁时代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混合经济模式到80年代起大刀阔斧的“促进印度经济的国际化”的经济改革，印度一直以西方为榜样，向经济自由化与市场化迈进，并迅速卷入全球化的洪流中。随之，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也摆在了印度人民的面前：环境破坏、文化衰退、信仰危机、农民失去土地、人民逐渐远离孕育文明的自然之根……
在本文中，编者结合我国国情作了一些点评，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印度的普通百姓正在丧失他们的生计。
印度诗人泰戈尔认为多元民主与生态文化是印度文明的突出特性：“当代西方文明是由砖和木头建立的，她的根在城市；而印度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复兴源泉却不在城市，而是在森林。印度的思想精华来自那些亲近树木、河流、湖泊，而远离人群的人。森林文化促进了印度文明的发展。森林中的生死更替、物种繁衍、季节轮回，时
时发生的能看到、听到和闻到的丰富变化，所有这些都影响着这个从森林中孕育而生的文明。生命的多样性和民主的多元化有着相同的原理，它们是印度文明的基本特性。”
圣雄甘地对印度自由与民主的构想与实践，正是基于这种特性。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即发展资源密集型技术，是以掠夺自然资源为前提，因此甘地希望能为印度发展找到别的路径。他曾写道：“上帝不允许印度像西方国家一样走向工业化。一个小小岛国（英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已经给全世界都戴上了枷锁。如果一个有3亿人民的国家也实行这样的经济开发，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像蝗灾过后一样贫瘠。”
然而，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管印度的政府忽略了本民族文明的生态基础，也忽略了多样性与多元化。甘地的生态学说被冷落一边，自由运动的能量源泉再无人提及。印度遵循尼赫鲁的主张，朝着效仿西方政治制
度与生产消费模式的方向发展。过去的50多年中，主流发展模式将自然看成殖民地，而不再是老师；将印度的生态与文化多样性看作亟待清除的发展障碍，而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种变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尼赫鲁将水坝看作是“现代化印度的圣殿”，而代替了曾经神圣的纺锤飞轮。
在印度及其它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有三种荒谬的论调，导致了生态与文化的严重衰退：
1） 自然资源若没有经过人为的开发利用而成为工业原料，就是缺乏创造性、对世界没有益处，也没有任何价值的。
2） 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文化与知识体系同样是缺乏创造性、对世界没有益处，且毫无价值的。
3） 在确立工业化文明之前，没有知识、节约、文化、公正的位置，它们只有作为工业文明的原材料时才有价值。
“创造”就是只保留西方科学；“生产力”也仅指西方工业技术而言；“价值”也只体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为了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本土经济逐渐瓦解，很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民众与社区，此时不得不依赖于中央政府，才能得到每日所需，而这些产品都是从一个浪费无度、资源饥渴的生产系统而来。
50多年的畸形发展是以这些为基础的：
1） 排斥本土科学、本土医药、本土农业，即使仍有2/3的印度人在靠这些生活。
2） 用联邦政府替代社区的功能，导致区域自治民主瓦解。
3） 用债务和补贴的方式人为支持资本集约型发展，并通过执照、许可证等方式加以控制。
如今，这种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尼赫鲁发展模式”已倍受争议。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对这种模式造成很大冲击。经济全球化使尼赫鲁模式造成的负面后果变得更糟，比如中央集权、生态恶化、文化衰退。
（点评：实际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在经济产出的效率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基于政治还是经济因素所造就的高度集中，对于资源的消耗和对弱势群体的压榨，其结果是一致的。甚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耗和破坏，更大于计划经济。这种破坏更多地表现在本国以外。如同帝国主义殖民时期的军事侵略一样，让他国人民出力甚至流血，而本国的富裕阶层则可以因此享受歌舞升平。）
印度曾经历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冲击，这新一轮的贸易自由化，对印度来说，并不是新鲜事。
“自由贸易”并不是20世纪末的创新，它不过是垄断控制的一个老手段，现在又被再次使用罢了。因此，“自由贸易”并不预示一段历史的结束，而是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印度人民不会从它那里获得什么新的自由，反而会再度陷入成为殖民地的困境。
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恐怕比给英国东印度公司颁发许可证复杂的多。现在，一家东印度公司变成了多家跨国公司，但就实质与影响来说，18世纪的自由贸易与20世纪末的自由贸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东印度公司的核心观念就是自由贸易，它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大而牢固，永远臣服英国的基地。
1634年2月2日，英国获准可以行船驶进孟加拉。1951年，孟加拉地方长官颁发密令，以每年上缴固定税款30.000卢比作为条件，准许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进行自由贸易。
1653年5月1日，东印度公司的第一家工厂在孟加拉[1]建立。然而，英国人并不满足仅在孟加拉获得贸易自由，他们的目标是整个国家。为此，东印度公司请求莫卧儿王朝为他们颁发特别公文，以便在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时，有合法的理由维护他们的利益，从而清除贸易扩张路上的障碍。
东印度公司自由贸易的发展意味着印度本土生产与销售自由的丧失。
Radhakamal Mukherjee在《印度经济史》中写到，印度商人的贸易活动遇到了严重阻碍。他们不但要支付通行税和其它苛捐（这些欧洲人是不用缴纳的），而且当他们受到欧洲护卫舰的袭击时也不会得到莫卧儿王朝的保护。1717年的贸易自由协定使得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所有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贸易。
纺织品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项目。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纺织业本是自由发展的。织布商拥有自己的资产，加工与销售都是自由进行。当垄断公司介入后，整个纺织业，包括做布料生意的商人和中介都受到巨大压力。东印度公司的自由是通过对印度本土纺织业的高压限制而获得的。公司雇佣了大量代理商，通过向织工预付定金、和他们签订合同等手段进行垄断控制，这样织工就不能再为别人工作，他们的产品也不可能获得公平价格。公司常以低于市场自由买卖价格15％，甚至40％的价格购买衣料。
“自由贸易”本质上是外国人贸易利益的体现，它植根于印度和印度人民自由的丧失。“自由贸易”似乎创造了一个公平的市场，但实际上它让本土的小生产者和商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大公司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小生产者逐渐丧失了参与经济竞争的条件，他们或者成为大公司的合同工人，或者濒临破产。
（点评：企业的大型化被认为是一种趋势和优势。前些年，国家环保局宣布关闭15类小企业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乡镇水平的小型企业造成资源浪费和各种排放物不达标。相比之下，由于大型企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同时在局部更少地产生可见的废物排放。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说明大型企业真的是环境的福音，相反，大型企业间接造成了更多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大型企业的高投入，由于它要支撑巨大企业正常运转甚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大型企业不遗余力地向公众灌输和推销它们的产品，以此换来巨额回报。在大型企业狂轰烂炸般宣传、诱导的攻势下，公众极大地增加了不必要的物质消费。正所谓“供给导致需求”，大型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品的低消耗和低排放，最终无法抵消社会群体物质欲望急剧上涨所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大型企业难逃罪责。比起大型企业带来的奢侈和过度消费，地方的工业和手工业所提供的仅限于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从总的情况看，大型企业无疑造成了更大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大型企业常常是跨国或跨地区的，它们产品在运输和储藏方面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更是被忽略不计了。面对大型企业相对低廉的成本和价格，地方小企业难以在由大型企业掌控的市场上立足，除了降低生产成本别无选择。所以，一切建立在高投入基础上的技术改造、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和人员的安全保证都因此变得苍白。在对小型企业诉诸道德或法律的谴责和制裁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控诉造成如此恶果的根源之一——大型企业呢？）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案例显示，自由贸易也没能为印度制造商创造稳定持续的市场。由于印度布料大量进口，严重影响了英国本土纺织工业，英国的织工发生暴动，使得国会不得不禁止进口印度棉布。随后，为了保住英国兰开夏地区制造厂商的利益，越来越重的关税加到印度纺织品的头上，最终导致印度商业的萎缩萧条。
可见，贸易保护主义[2]是自由贸易的基本内容。在关贸总协定的会议上，从制定“社会条款”与“环境条款”可以看出，“自由贸易”的限制条款都是由有权势的商业角色决定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并非对立，而是挽手并肩保护强权。
自由贸易让弱者失去保护，强权则因贸易保护主义变得更强，造成印度的去工业化程度[3]和知识化程度都开始降低。由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自由贸易体制颠倒了印度与英国间的关系。18世纪末，原本利于印度的贸易差额开始对她不利。很快，印度就从世界工业与贸易的中心变成了英国商品的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
（点评：印度贸易差额的改变与技术和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有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远途运输工具，使得原本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受到了大工业的冲击。与舶来品如影随形的是对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体系的颠覆。失去了形而上力量的约束，人们对物质享乐的欲望与日俱增。比起“自由贸易”的通行证，这种“口岸”的开放为殖民者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所以，甘地曾说，印度不是英国人占领的，而是由印度人把她交给了英国。）
从19世纪开始，为了配合英国工业的发展，印度棉花、丝绸、染料的出口大大提高，而本国纺织品工业却被扼杀，同时，人民的生计与自然资源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资源是土地、水和多样的生物。拥有这些资源是人最基本最平等的权利。而自由贸易迫使公民将这些资源的使用权转让给大公司。与这些资源关系最密切的农民成为最大受害者。
殖民主义的完结并不意味着对多样性扼杀的结束。欧洲人认为印度人是未经开发、不完善且有缺陷的人。欧洲国家则因“发展”而获得新生，他们要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它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大力协助，对印度人民实行慷慨“拯救”。
（点评：欧美国家的“拯救”是基于他们的标准。他们首先用诸多不公正的手段从一些国家淘来了第一桶金，之后再把淘金的污水倾倒给曾被掠夺过的国家。“拯救”的含义是如此丰富——输出过时的技术；廉价购买资源；低价倾倒废物；颠覆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要是最终“拯救”到改造了对方，和他们一起在联合国里表决投票，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发展”是一个美丽的字眼，她代表的应该是由内而发的一种演变。直到20世纪中期，她的涵义依然等同于内部自我完善。而当“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西方的特权、模式和偏见都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蔓延。这正好与“发展”本来的含义相反。发展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成长，而被强加于人；不再是一个由内而发的过程，而是受到外在的操纵；也不再为保护多样性做出贡献，而成为单一性的创造者。
发展的单一化进程并未完全消灭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存在于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而仅仅是单一化背景下的碎片。生动的多元化让位于这种机械的两重性，貌似有差异的社会人群都在互相竞争，争夺可以确立经济与政治地位的匮乏的自然资源。不能宽容多样性的存在是一种新的社会疾病，因为这种狭隘，社会极易受到暴力攻击而导致衰退，以致最终毁灭。在单一化背景下，由于不能宽容多样性的存在，一个国家会反对另一个国家，并强制推行她的单一化发展计划。差异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给我们丰富的多样性，反而被用于国家间的牵制和文化上的隔离。
这让地方自治主义在印度显得更有价值。印度的自然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化已经成为碎片，在国家强制推行的发展过程中转变为单一化。“发展”导致文化衰退、价值崩溃，也侵犯了公众对土地、森林、
水和生物等重要资源的所有权。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与环境代价随着公民运动的兴起越发暴露，公民想要重新掌握他们的资源与文化。这些公民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方分权管理的社会、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一个公平的社会。
“自由贸易”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最恰当的比喻。自由贸易所涉及的谈判与条款并非为保护公民与国家的自由而设，而是为使用强权与武力埋下的伏笔。冷战的时代结束了，贸易大战的时代开始了。
自由贸易并不自由。只有强大的跨国公司才能从中获利，它们控制了全世界70％的贸易，只有对它们来说，国际贸易才是势在必行。在世界的每个地方，这些跨国公司所获得的自由都是以破坏当地人民自由为前提的。全球化分解了独立国家民主机构的力量，比如乡村委员会、地方政府等。
在印度，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们对尼赫鲁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猛烈抨击，中央集权社会的种种问题被放大：不负责任、贪污腐败、发展单一、贫富悬殊、环境恶化、文化衰败等等。1991年，听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示，新的经济政策出台。从此，决策的权力由社区与地方政府转移到德里，又从德里
转移到华盛顿、日内瓦和那些跨国公司老板的手中。
然而，政府和大公司较之先前，更加不负责任；贪污腐败如爆炸一般不可收拾；单一化进程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扩张。农业被大公司控制后，原来规模较小、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农庄被动辄上千英里的单一栽培取代，所种的向日葵、蔬菜或养的虾都专供出口。印度开始了她的“麦当劳进程”。环境恶化与全球化一样，迅速在更多的地区蔓延。
（点评：跨国企业推行的“公司加农户”的政策，极大程度地剥夺了农牧民的自由和地区的原生文化。种植或养殖的品种，完全听凭大公司来决定，根本不会考虑作物或畜牧品种与当地生态之间的关系。这些需要长期实践才能摸索出来的生产生活经验，不是追求效率和利润的企业所愿意深思熟虑的。对他们来说，作物或畜牧的品种不能适应当地环境或是毁坏了原生环境的话，他们还可以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但是对于农民或牧民来说，他们则是用自己的家园参与一场赌博。大型公司更常常以亲善的面目同当地政府“合作”，一起创造一种产业和就业模式。这种强大的外来力量足以摧毁本地多年来自觉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或牧民丧失了自己原来的自主权，从而沦为了没有工会保护的产业工人。从前，种子和种畜是不需要额外付出代价的。种植什么、饲养什么才是最适合当地环境背景，这些传统知识是多少辈人世代累积下来的财富，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下，所有这些荡然无存。大型公司“帮助”社区建立起新的生产生活模式，但是却不能承诺可以永远地协助其维持运转下去。）
全球化和“发展”瓦解了为人民基本需求服务的政策，使得调节社会平等与公正、保护资源与人民生计的机制都趋于解体。
基本生活产品被昂贵的进口货，如轿车、化妆品所替代；也被奢侈的出口货替代，如鲜花和虾。城市和乡村都在进行土地交易，房地产与土地都进了投机商和大公司的名下。
小生产者的生计被自由贸易彻底摧毁。Andhra Pradesh的两百万织工因棉花自由出口合法化而失业，因为他们根本见不到棉花。在Bikaneri Bhujia，一个以小吃闻名的地方，由于百事可乐在当地的加工与行销，二十多万生产者面临失业的威胁。很多新能源工厂绕开“环境影响评估”而建立。政府对经济干预范围的缩小并不是说政府不存在了，只不过是政府职能转变了，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工具。
（点评：如今的中国正是这样，到处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官员们政绩的考评也是与狭隘的经济指标相关联。地方官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和保全头上的乌纱，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为了能够完全指标，商人们提出的苛刻条件总是能得以满足；大型企业所造成的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也成了要为整体利益做出必要牺牲的小问题。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成了社会主义集权和资本主义殖民的杂交产物。外来的殖民是通过本国的专制而最终达成的。）
全球化将社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重组，公民、官员和商人的关系更加复杂而易变。
全球化的吸引力来自它不作官样文章、极少中央集权，也不受官僚政治的控制。它以削弱国家的力量而著称。
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极少参与调节商业买卖，然而与此同时，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全球化进程中，公有土地资源的流失日益严重——无论是社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的土地——这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法律与秩序都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仅为了维持治安，政府机构也会趋于繁杂，力图遍及社会各个层面，以致消耗社会大量财富，并强行闯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下，外国公司可以拥有100％的股份，而政府则要负责处理土地所有权、解决移民问题和应付因此而产生的种种法律与治安问题。
（点评：“发展”经济成为一种偏执的追求之后，社会对得失和成本的计算体系变得单调而短视。外来公司带来了短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却永久地带走了资源。政府与外来公司的合作，看重的是他们对经济增长做了多大贡献，同时却无视其负面效应给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多少负值。政府的报表上出现的都是增长的数字，所有实际过程中负面的影响都被强制分摊给了广大公众。“增长”的表象背后，是以广大群体利益被侵害为代价的。）
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划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官员与商人、国家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国家逐渐失去对商业与资本的控制。针对这种异常现象，印度财政部长认为“权力应该转移到董事会的会议室里”，也就是说，权力应由国家转移到企业手中。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权力变大，相反，民众手中的权力会更弱小，因为跨国公司要比政府强硬的多，它们才不会理会民主管理的种种责任。
政府权力的弱化使得权力集中到企业的手上。而企业既不会将权力转交给人民，也不会交给社区。事实上，权力已离开本土。国家公共机构的职能从保障公民权力，变为保障企业的利益。一个颠倒的政府产生了，它关心的不是本国公民的利益，而效忠于国外资本。最近出台的一个方案是这种颠倒的例证：据称外国安全专家将对印度警察进行培训，让他们保护“外国投资商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点评：其实只要是大公司，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他们都业已成为政府服务的主要对象。大公司内部的奢侈、浪费和腐败行为造成的巨额亏损，都可以通过政府的帮助直接或间接地转嫁给社会公众。就政府来说，大公司的蓬勃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为了保护这种力量，在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与企业发展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谁应该为此做出牺牲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在于，弱势和边缘的界定，常常是依据大公司的发展需求。因此，就大型公司的立场来说，在他们的下游部门，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上帝，在他们的上游部门，所有的公众都是潜在的敌人。）
企业操纵强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公民以“消费选择”为基础的民主空间扩大了。然而在由企业预设的选项中做选择是毫无自由可言的，我们若做出这种选择，其实就是选择了别人决定的生活方式、认同了别人确立的社会价值，而这些本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力。表面上，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似乎扩大了，但实际上，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本地资源控制权力不断萎缩，而且丧失了自己决定、选择的权力。
（点评：想一想我们的生活，终日里被各种大企业的广告所污染。当我们要洗头发的时候，除了脸儿熟的“飘柔”、“潘婷”之类的产品，我们甚至不知道还有哪些产品是可以信赖的。即使明知道这些产品的广告夸大其词，但是习惯了根据广告宣传决定购买行为甚至生活方式的人们，面对“陌生”产品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保持了高度的不信任。实际上，我们无形中已被大公司的广告攻势所控制。）
全球化确实为企业创造了自由的发展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也享有同样的自由。
国家缩小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意味着国家减少对公民生活的干涉。企业的“自我管理”与公民的“自我管理”在社会与政治层面都有着不同的含意。“许可证统治”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企业可以更自由的投资，但同时也意味着“特权统治”的开始。政府被迫扮演新的角色去干涉公民——尤其是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艺者的生活，并保护大公司所要求的“知识产权”，比如种子或药用植物。
（点评：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但是，美国的“默山都”公司利用了中国野生大豆为基础改进了其基因之后，就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反过来向亿万中国农民索要专利使用费。逻辑上的通顺不等于道德上的合理。如今的“知识产权”法规明显是一副强权者的嘴脸。微软公司到处叫嚣着要打击盗版，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正版产品以天价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顺理成章地勒索公众的血汗钱。如果说小偷应该得到惩罚的话，那么这种强盗明抢行径为何又在法律的庇护下招摇过市！）
有论调称全球化能促进发展，而发展能消灭贫穷。这种荒谬的说法却没提及因全球化而引起的环境恶化和本土居民的失业。全球化不但没有消灭贫穷，而且还造成了更多苦难。印度新的全球化路线加速了环境的恶化并让数百万的人民流离失所、无以维生。
（点评：最近的二十年里，当全球化大行其道的时候，全世界贫困人口却悄然增长了数亿。中国政府宣布的国内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字，近几年没有萎缩，甚至一些地区反而有所增长。全球化不会真的进入和帮助绝对贫困地区。）
印度目前最重要的民主问题就是无数穷人的生存问题，他们只有靠自然资源——土地、水和多样的生物才能维生。因此，自然资源到底是由企业掌控，还是由社区掌控是矛盾的关键。
公民运动要求权力不应只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共机构将权力分散到整个社会，让地方通过公社等公共机构拥有更多的权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集权控制更加牢固的跨国公司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因此，公民民主运动要求地方在政治与经济上能有更多的自主权，实现“本土化”。政治本土化要求地区能有更多的决策权；而经济本土化则希望：只要是用本地资源并且在本土便可制造生产的商品，就应是本土经济的一部分，它所连带的人民生计与环境资源都应受到保护。
（点评：经济本土化的现实例子就是草原地区的畜牧经济。在中国的北方，年均降水400mm以下的地区是天然的草原或荒漠地带，这些地区的生产方式应当是游牧。但是，在全球化阴影下，全国上下都是按照同一尺度发展经济，对于自然条件并不坚实、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草原来说，无疑是强行让剃头师傅改行修脚。草原地区的发展标准、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不是文化落后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顾草原基本的生态背景，盲目改弦更张搞农业甚至是大工业、城镇化建设，其结果就是令无数牧民流离失所、当地传统文化丧失、生态环境恶化，而“新兴”产业也难以维计。）
在国际金融、贸易组织的施压下，印度政府盲目地卷入全球化洪流中，而印度人民却用“本土化”的政治策略做出回应，启迪人们要将全球化放在生态与社会的背景中去考虑。本土资源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所需，现在却因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去用于满足全球市场没有节制的胃口。为限制投资，本土居民开始从生态与社会责
任两方面对投资商进行考验。他们以分权民主政治为基础，重新制定了管理方式。由于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将政府变成了为其商业利益服务的机构，不顾及人民的民主权力，以致中央政权在自由贸易地区对环境与社会的管理逐渐减弱。因此，地方组织开始主动控制调节当地的贸易活动，他们声明自己对土地、水和生物等自然资源的权利，并宣布他们有决定如何使用当地资源的民主权利。
（点评：生态学上讲，物种的多样性导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文化同样如此。文化多样性是以生态背景为基础的。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已经受到了外来文化过度的冲击，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看看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体系是否健在。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体系是一个文化系统的基石，基石如果已经松动，不用任何统计学手段，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地区公众的基本权利和生态基础必定遭受了相当的毁坏。）
他们按照公民的决议重新定义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权利。他们眼中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
实际上，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趋势是同时出现的。如果说全球化是由企业统领，那么本土化就是由公民发起的能与全球化抗衡的、保护环境与人民生计的运动。当国家没有相应的规章限制企业时，人民创造了新的政纲，向公司传达生态学上的界限。本土化运动的内涵就是倡导可持续的使用资源，并保护本土经济不会因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冲击而毁灭。
本土化运动的兴起带动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与过去的贸易保护运动不同，新的运动要求将决定资源使用与经济贸易的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自治政府的手中。中央政府的角色与功能由公民和公众组织来决定。而过去的贸易保护则是所有公共机构——法院、警察、政府部门等都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而牺牲民众、小生产者和小商贩的利益。
（点评：印度之所以能够兴起本土化运动、强调地方自治，并不是他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他们尚存传统的精神。这种依托于传统道德的精神，观照到了平民的需要和生态的价值。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只是空洞地建设一种全民参与的制度，这种制度即使建成，也不知道应该指向哪里。）
自1991年起，在美国超级301条款[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贸易自由”和“乌拉圭回合[5]”中达成的贸易协议等高压政策保障下，世界大型跨国公司在印度找到了新的商机。这些贸易条款胁迫政府设立新的经济制度，并将外国投资商的权利凌驾于印度人民的权利之上。现在，这些跨国公司终于认识到，要想进行自由贸易，仅仅得到政府的认可是不成了，还要得到公民的许可。
无论是卡纳塔克邦的美国嘉吉公司(Cargill)和美国格雷斯(Grace)公司，果阿的杜邦公司（Dupont），还是德里和班加罗尔的肯德基，跨国公司的侵入威胁着印度的资源、人民的生计与健康，地方组织在不断质疑，草根组织也在进行不懈的反抗。所有地方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自己决定投资与发展的模式，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我们，应由我们决定如何使用。”
当这样的呼声在一个又一个村庄与开发地点引起共鸣，一种以地方分权形式掌握自然资源的理论浮出水面。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让政府重新反思自己所应担当的角色——是民众利益、国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者，而不
仅仅是外国投资商利益的保护者。随着本土化趋势和民主政治的加深，民众直接将矛头指向无节制的全球化发展，以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度放纵。
新的模式将要为大众的利益服务，超越中央集权政治和超级大国政治，将环境因素放在第一位。本土化能矫正全球化的错误，并能限制贸易的贪婪。
再度出现的多元化民主政体将公正与可持续发展放在了自由运动的核心。这样的多元化民主政体是除中央集权与大公司集权以外的另一种选择。由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运动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社会，它并不向所有人开放。2/3的印度人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穷人、妇女、部族、渔民、农夫等。它也将印度与她永恒的力量源泉隔离——多样性、多元化、可持续、简单朴素和灵性。
（点评：一个充满灵性的国度难道就这样在追求“自由”的路上丧失自由吗？当西方人在物欲膨胀的社会里，咀嚼着精神的空虚，回望佛的国度，还会有一片净土吗？祈愿印度人民能最终护住他们灵性的源泉，也祈愿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致在“发展”的浊流中泯灭。）(完）
译注：
[1] 孟加拉：1947年前为印度的一个省。
[2] 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关税或进口配额等措施阻碍或限制外国商品和服务性产业的进口从而保护国内生产者的主张、制度或理论。
[3]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de-intellectualization：de-industrialization可译为“去工业化”、或“非工业化”。指因经济发展，而导致国家工业比重降低，而第三产业，如服务业所占比重续维持上升的倾向。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经济服务化”或“产业空洞化”。 此处据文译为“工业化程度和知识化程度都开始降低”。
[4] 301条款：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301节至310节规定，如果美国贸易代表认为，外国的不公平、不合理、或歧视性的立法、政策或做法，对美国的贸易造成负担或限制或歧视，就可以根据总统的指示进行报复。
[5] 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1986－1994 年，世界贸易史上一个重要的谈判回合。关贸总协定的成员确定以世界贸易组织 (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成员国达成了在农产品贸易政策上采取新的规定来减少农产品贸易壁垒的协议，这是乌拉圭回合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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