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也
一场震撼全球的经济危机，使现存国际秩序人心丧尽和不再具备自我调节到辉煌往日的生命力。这一点，连它的既得利益者和辩护士，也很少怀疑了。
2009年12月11日，美国《耶鲁全球化》和《华盛顿邮报》，分别发表丹尼尔·格罗斯的《去全球化》和查尔斯·克劳萨默的《新的社会主义》。不知道因为想造成一种特别的声势，因此做特别的安排，抑或纯属偶然，发表时间偏偏选在同一天。
两篇文章，说着同样的话。前文写道，现在“财富由西方转向东方”。后文宣传，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阻止“主要靠征收民主国家辛勤劳动者的税来弥补第三世界盗贼统治国家”取得成果，现在，这种“巨盗行为”重新开始，第三世界呼吁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本质要求非常简单：从工业化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巨额财富”。
财产权力的转移古已有之。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失败了，一个王朝建立起来了、一个王朝没落了，一个统治集团当政了、一个统治集团垮台了，这就是历史。贯穿其中的，从来就是财产权力的转移。只是现在的转移，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部，而是发生在全球。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发端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那是以其他地区毁灭和凋敝作为发展条件的工业化，围绕西方这个中心实现全球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哥伦布所谓“发现新大陆”，把美洲变为西欧的财富源泉，用印第安人、黑人的血肉奠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楼厦。贩卖黑奴，灭绝着非洲劳动力和填满欧美资本集团的钱柜。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到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挑起内战，世界最富有的中国，沦为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敲骨吸髓的对象和皮包骨头的“东亚病夫”。历史学家刘大年，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中写道，在蒋介石的时代，美国从蒋介石集团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到海洋，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到文化，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那个时候，西方主流忙于屠杀、抢劫、榨取，忙于吞噬第三世界财富填满肚皮之后的打嗝放屁，并不告诉世人财富从第三世界向西方转移的过程。
柏林墙倒塌，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导致人类历史最大规模、最为剧烈的财产权力两极分化的时代。在亚洲劳工、非洲饿殍、拉美贫民窟人们的呻吟和哭泣声中，第三世界财富再次源源流向华盛顿和伦敦。西方在从一头牛身上剥取第二张皮和第三张皮，毫不掩饰前所未有的贪婪和疯狂。在“民主”、“自由”的小夜曲的温馨里，第三世界被搅得周天寒彻。那时候，他们也不告诉世人财富从第三世界向西方转移的过程。
但是现在，他们炒出一个伪命题：“从工业化西方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巨额财富”。
《耶鲁全球化》的文章写道，第三世界国家“开始着眼国内”，叫做“去全球化”。这就透了一个“底”——此前那个全球化，是西方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有利于西方的、第三世界为西方提供劳动力、资源、市场之类发财致富条件的全球化。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底”，就简直可以直接列入恐怖主义了：它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从红色向绿色转变”，“从社会主义的追悼会来到了环境的圣坛前”，“以平等的名义，通过全球社会主义进行财富再分配，再加入一点殖民时期后的补偿”，“所谓的理由不是消灭压迫和不平等，而是拯救地球”。
这实在无可如何。社会主义死而复生，引爆器不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哪个本本，而是活生生的历史运动。不是革命家的义愤而是地球的危难。
活生生的历史运动和地球危难，点燃第三世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逼出西方主流关于财产转移的哀号。这让人想起的，是巴黎工人阶级筑起街垒，奋不顾身地攻占资本控制的政府大厦、银行、商店和工厂，是中国农民暴风雨般地扫荡地主们的田契和深宅大院。
在覆亡的黑云涌上头顶时候，西方主流除了诅咒人民索回自己劳动成果为“巨盗行为”，加上一点阴谋诡计，还能做什么呢？
201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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