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一、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斗争

　　然而，随着工人开始意识到通过更系统和集体性的努力来改善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另一股劳工活动的潮流在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工会意识慢慢地进入到一小批受雇于轻型制造业的工人先驱者的头脑中，工人开始认识到代表他们的工会是改善其状况的最有效手段。70 年代，出口制造部门当中的大多数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在工会存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由公司控制的工会（Choi Jang Jip 1989, 146一172 ; Cho seung一hyok 1988）。因此，70年代开始的工会化斗争的目的，既包括创立新的独立工会，又包括掌握公司工会（御用组合）的控制权并将它们改造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第一次组织独立工会的尝试，也是发生在全泰壹为了工人阶级运动而牺牲自己的地方。1970 年11月18 日，他在平和市场的工人同伴组织了一个地区范围的工会，称为“清溪被服劳组”，代表在该地区就业的2 万多名工人①。因全泰壹之死而形成的高度同情气氛，使得这一闹独立、以区域为基础的工会得以成立。在它形成的时候。曾拥有500多名活跃的工会会员。由于这一工业区的性质，其成员大多数为受雇于小服装厂的女工，不过领导权却由男裁缝掌握。尽管这一工会的建立较为顺利，但它所走的道路充满荆棘和曲折。它受到经常性的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最后在1980 年被迫关闭。然而，从全泰壹精神中诞生的清溪工会，其会员从来没有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在80 年代又发起了争取工会重新开张的充满朝气的战斗。从许多方面看，清溪工会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中期以前的基层劳工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全泰壹的母亲李小仙按照她儿子的遗愿，在整个清溪地区斗争中起到了象征性领袖的重要作用，被称为“所有工人的母亲”。

　　有了清溪被服劳组的领头，70 年代发生了几场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重大斗争。有趣的是，这些工会化斗争大多数明显是由妇女领导的。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两场斗争1972 年发生在两家大的纺织公司，即元丰和东一。在这两家公司，女工都发起了夺取公司工会控制权的政变。元丰的工会活动分子在70年代建立了韩国最强大的工会，是独立工会运动的样板。在与公司方和由男性主导的公司工会领导的几次摊牌之后，她们于1972 年成功地将自己的（男）候选人选进工会领导层，赶走了腐败的工会官员。同年，东一纺织公司的女工在工会选举时发动了一次选举叛乱，选举产生了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和大多数车间女代表。同样的工会化斗争也于70 年代中期发生在另外几家女下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业公司，其中包括半岛商事、邦林纺织、Y . H．商事、东光纺织、科龙电子（Crown ）、Signetics，和控制数据（( Control Data）等。

① 清溪是一个包括平和市场在内的有很多服装厂的更大区域。

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我们曾为摆脱压迫而战斗过，
曾为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而奋斗过。
啊！上帝赐予我们的平等在哪里？
世人啊！我们的痛苦，你们可曾看见？

（题目不详，载Suk Jung-nam，1984 , 168 )

　　1970 年11 月13 门下午，位于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著名的平和市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十几个年青人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改善平和地区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但当他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场保安冲了进来，企图化解抗议活动。抗议者拒绝退让。他们筹划这一抗议已经有些时间了，决心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回并非他们第一次尝试示威。以前的尝试，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们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的虚假承诺而流产。这些抗议者是一个称为“三栋会”的小劳工团体的成员，三栋会由在平和市场血汗工厂区工作的十几名年青裁缝组成。组织该团体和这次示威的男子，是22 岁、名为全泰壹的裁缝。

　　全泰壹曾深切地关注这个服装加工区的工作条件，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改善2 万多名工人工作条件的途径：他给劳动局、报纸甚至给总统写过请愿书，呼吁他们关注该服装区正在发生的人类苦难。在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他甚至进行过一项调查，将有关平和市场地区存在非人工作条件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都白费力气。他的呼吁被忽视、嘲讽或以虚假的承诺打发。最后，全泰壹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除了极端的抗议行为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为11月13日的示威做准备的同时，全泰壹私下做好了为劳工斗争事业牺牲自己的准备。

　　在抗议者与警察和市场保安扭打的时候，全泰壹消失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埃．手里拿着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被烈馅所包围。惊恐的人群听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体息！”“遵守‘劳动标准法’! ”“不许剥削工人！”人们看到他正拿着一本《劳动标准法》 小册子。这是一本一两年前他在旧书店里惊喜地发现的小册子。因为，让他当时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动法有对工人有利的有关工作条件和报酬的规定。他勤奋地研究了这些劳动法，把希望寄托在它们之上。他给政府当局面写过很多信，希望当局能让雇主遵守这些法律。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雇主对这些法律都毫不关心。当他的同伴终于把火扑灭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烧焦。他半知半觉地请求他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被送往医院后，留下了给他深爱的母亲李小仙的最终遗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接着，又对他母亲说：“妈，我…… 饿了。”然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Cho Young-rae 1991，281一292）。

　　从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它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同时，到当时为止，韩国还没有一种神圣的象征和受到推崇的传统可以用来启示和动员工人努力争取达到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全泰壹的自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象征。这一事件还表明，快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产生的产业关系问题开始不再被隐藏在产业领域，而是开始成为容易导致紧张和社会冲突的起因。产业工人已经进入到成为韩国社会斗争和社会改造的一支关键力量的历史阶段。

　　平和市场是一片长约一个街区、四层楼高的迷宫式建筑，散布着前店后厂式的服装厂和服装店，雇用着2 万名年青工人，其中90％为妇女，年龄大约在14一20 岁之间。 她们在地面离天花板不到4一5英尺高的小格子间里工作，既见不着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他们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 小时，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 美元的工资（以1970 年的汇率计算）。徒工构成了这支劳动队伍的1/3以上，她们只能得到缝纫工正常工资的1 / 5〔每月3000韩元）。徒工的平均年龄为15 岁，靠着这样低的工资，她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已（Chlo Young一rae 1991 , 99一112）。

　　出于对这些苦难年青女徒工的深切人道主义关注，全泰壹开始了他的劳工斗争。一天，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们通常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收工。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难道你不认为这让人太疲惫了吗？一天14 小时呢！这些年青女徒工怎么能受得了这样长时间的工作？”(Chun Tac一El 1988，122）。他接着写道：“尽管不让她们享有适宜的环境，但难道她们就不是有着人类脆弱性的人吗？亲爱的元淑（音），作为裁缝，我必须整天与她们呆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十四岁的年龄，她们还是孩子，但她们必须整天累死累活地干这样辛苦的工作，然后还要因没有及时做完活而经常受到裁缝的责骂。在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一小包饭团，就像大象吃几个饼干一样”(123) 。他还深深地关注着社会中的不平等。他的日记、给朋友写的信和他写的小说稿，都显示出他因看到年青工厂女童的苦难和身边的社会不公正而产生多大的痛苦。他叹道，“雇主花200 韩元吃一顿午饭，而年青工人三餐只能吃50元，这是一种不人道的事情……为什么这些纯洁的年青女孩得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难道这不是社会现实吗？难道不是富人统治着穷人吗？”(Cho young-rae 1991 , 207）。

　　全泰壹所抗议的长期未能减轻的劳动剥削和巨大的人类苦难，正是20 世纪70 年代数量越来越多、受雇于劳动密集性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的普遍状况。然而，正在遭受苦难的工人的呻吟，主流社会并没有听到。在70年代，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出口行业十分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对经济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优先考虑的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工人的投诉和抗议只是被当做一种暂时的麻烦小事来对待，是国家的经济馅饼变大以后才能解决的事情。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实际上对工厂中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是什么原因才导致这种经济增长，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全泰壹的自焚，给社会各界带来了一股冲击波。尤其是，它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经济奇迹的门面下正在受难的千百万工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契机，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劳工问题严重的方面，意识到必须扩大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将经济公平问题包括进来。很多学生参加了全泰壹的葬礼，汉城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或者在校园里举行祭奠全泰壹的活动。因此，全泰壹的悲剧性死去，在劳工斗争与学生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之间建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系环节。

　　然而，70 年代对于形成一场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来说还为时太早。受雇于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人数快速增加，但这些都是从农村新录用的新生产业工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多多少少以为工作的艰辛是正常的。当剥削和欺凌达到极大程度时，工人累积起来的痛苦和愤怒爆发，变成暴力性的抗议行为，其中很多是因个人冲动而采取的暴力性行动。在全泰壹自焚后，又有几名工人企图以自杀来抗议在工作中遭到的虐待。事实上，意图自焚成了70 年代和80 年代韩国工人阶级斗争中一再出现的主题（Han guk kidokkyo kyohoe hyopoaoe 1984, 85 ）。有时候，一批工人自发地聚集到一起，要求支付拖欠或拒付的工资，或者谴责管理人员身体和言语上的欺凌。在有些场合，抗议的工人实际上成了一群愤怒的暴民，1974 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3000 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公司采用新的分包制度而怒气冲天，他们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财产。这些自发和带个人色彩的抗议形式，对促使产业关系发生他们希望能发生的变化起不到多大作用。它们只是唤起了短期的公众同情，而且通常是在更大个人牺牲的情况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