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变动，主要是围绕两条主线进行的。其一是美国主导的反恐反扩散行动，其二是世界主要大国所进行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竞争。而且，很明显，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要是在第一条主线上实施全球性的战略收缩(例如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撤军，搁置朝核问题等)，全球战略形势的变化更多地是由第二条主线所主导。而构成这条主线核心内容的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变动，日益明显地表明，俄罗斯因素推迟了美国的战略重心的全面东移。
“9·11”的爆发使美国面临的国际政治与安全挑战不再单纯地来自崛起中的大国。然而，反恐反扩散占据美国全球战略首要位置的时间相当短暂：2001年与2003年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迅速取胜以及当时相对平稳的两地局势，使小布什政府认为可以腾出手来，布局以“拓展民主”为形式的地缘政治安排，实际上导致重新将国家对外战略的首要矛头对准有可能挑战美国单极领导地位的崛起中大国。
2004年美俄两国围绕乌克兰大选进行地缘政治博弈在2005年1月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但俄罗斯当年策动乌兹别克斯坦迫使美国撤出在当地的空军基地，使美国在中亚地区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第一次重大的外交挫折。针对当年7月初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联合声明所表现出的中俄联合倾向，美国政府在9月提出了美中之间是“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与此同时，2005年夏季中俄军演中俄罗斯明显地再次表现出联华制美态势，此后的几年中，俄美关系因伊朗问题，美国在东欧的反导基地计划问题持续恶化。出于在对俄采取强硬政策时稳住美中关系的需要，小布什政府对“台独”势力采取了明显的压制态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强势表现，其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各国迅速增长的贸易与投资，快速进行的军事技术更新，使美国认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地位，都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的逐步增强会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同时也产生失去传统重心地位的欧洲再平衡问题，因此美国对俄罗斯的重启政策随之出现。
2013年11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前重启政策实行的四年里，美国逐步推进了向新确立的战略重心地带的力量转移。包括理论准备(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战略制定(美国国防部《持续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防务的优先任务》)， 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的转移和重新部署，该地区联盟体系的重新塑造，重新夺得贸易与投资优势的TPP机制的谈判等等。
乌克兰危机客观推迟了美国战略重心的全面东移。普京亲手拟定的建立“一个强大的超国家联盟模式，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一极”欧亚联盟计划，与美国在战略重心东移后保持欧洲现有安全与经济结构的构想发生了根本性矛盾，是这场危机深刻的外部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处理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战略误判：美国方面以为俄罗斯会无奈地接受亚努科维奇政府被推翻的结果，就像无奈地接受2005年1月西方支持的尤先科代替了亚努科维奇的结果一样。美国试图以此既彻底消除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的可能性，又可以尽快结束危机，专注于战略重心东移。俄罗斯出人预料地夺取克里米亚，并支持乌克兰东南部来牵制乌克兰新政府的对外政策，造成该地区局势的长期动荡，美国无法迅速脱身。
总之，俄美矛盾的再度激化终止了双方关系的重启，同时在客观上冲击了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如果说中美关系是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竞争关系，那么，美国战略重心完全东移的时间越晚，越有助于美中两国避免对抗性博弈和走向以合作为主的博弈。▲(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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