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讯：通讯员大漠孤烟）60年前，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横空出世，毅然的站立在了世界的东方。60年的风风雨雨、60年的坎坷浮沉，无不让每一个人都记忆犹新。而在我们头脑里深深烙着的，无不是那激情澎湃的歌舞、那充满力量的文字所带给我们的美好记忆；当然其中也不乏恶毒的诽谤和无端的污蔑，这一切究竟是缘何？又将向何处发展呢？
2009年11月1日下午，乌有之乡就这些问题邀请了黄纪苏和祝东力作了题为“60年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讲座，来和各位热心的听众，交流以上问题。
黄纪苏：社会学家、剧作家，现任《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曾编创剧本《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是《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以思想深刻，视角独特，语言诙谐辛辣著称。
祝东力：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副主编，现任《中国艺术年鉴》副主编、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翻译《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米哈伊尔•巴赫金》，撰写《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等。以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宏大，逻辑清晰著称。
祝东力：近代以来，中国精神前进的轨迹从宏观来看，从鸦片战争之后，几十年的精神是非常萎靡的。而康梁维新则开始迸发出了蓬勃的中国精神。而60年的中国文化，则是大背景下的新格局。这60年的文化，则是延安精神与中左翼文化的合流。其中以延安文化起支配作用。当时以延安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三大显著的特征即：朴素、刚劲和高亢。这三点正符合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程和特征：代表劳苦大众的朴素，中国革命一扫宋朝以来的柔弱的刚劲，以及抱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高亢。而这些方面也同样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各个领域的建设成就：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火车站等北京十大建筑以及国庆献礼片等，文化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可以说1956年前后中国文化是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进行的，没有更多的行政限制。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国家需要借助计划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手段来干预工业建设，从而也影响到了文化环境。特别是1957年之后，产生了文化需要宽松和计划经济干预的矛盾，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还是诞生了伟大的文化作品，以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为例，堪称经典之作，相当震撼而又大气磅礴，短短50天时间3000多人的规模不是用钱能堆起来的，这中间没有情绪的热情饱满和献身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1966年以后文化领域被过多注入政治色彩，认为对文化的环境有了过多的压制，对于文化领域倾向做了不客观的判断。祝东力提出：文化也需要生态平衡。认为水至清则无鱼，太多人为干预不利于文化发展，文化不可能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文化应该有灰色地带存在，用行政权力手段干预反而会形成反弹，应该允许文化领域的先进和落后，神奇与腐朽的存在，认为文化有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导致前三十年的最后十年文化泡沫的出现和最后破灭。同样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特别是九十年代后也体现了文化的萎靡不振，泡沫出现，失去了理想和信仰的文化必然导致精神的沦丧，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和物欲，这时期也几乎没什么好作品问世，精神的全面下沉不可能有好的作品诞生。
期间，黄纪苏老师也和祝东力老师一起论述了相似的问题。他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有类似观点，他更强调一种大趋势、大框架：1949年前一百年和之后的60年这么一条路径，是从民族的救亡图存到文化的创新改革的路径。是中国文化开始走向底层化、群众化、民族化的路径。随着时间推移，群众文化逐步转向官方文化，文化方式更加僵化，过多的强调了官方的意识，用中国革命时代的特征影响文化。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影响了文化的发展，过多的强调了斗争的需要而忽视了百姓的普通情感的表达，反而过多的透支了革命的文化激情，形成反弹。所以当改革开放之初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时候，一切就变得那么猛烈和突然，所以黄纪苏老师认为文化艺术也应更多的考虑普通人的感情需求，适当照顾个人幸福、个人感受。前三十年国家任务主要是国富民强，强调集体主义，中央集权，强调高度政治化，强调爱国主义和主观能动性，更多的是一种集体行为而少有个人主义的东西，强调走集体主义的文化道路，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更多的强调个人的奋斗，以无数个人的比追我赶达到全民的奋发向上，所有的人加紧了学习和努力，更多为改变个人的命运，所以此时的奋斗更多带有个人主义色彩，文化也表现的更平民化，涉及爱情等敏感话题也更坦然，敢于表达。但是就像之前透支革命激情一样，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后也出现严重的透支情况，文化全面崩溃，贪污腐败严重，精神极度萎靡堕落，个人信仰陷入危急，当畸形的社会心态发展成普遍现象后，文化领域的苍白也表现出来了，黄纪苏例举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中国的两件大事，但是几乎没有出让人印象深刻，能久久回味的文化作品，恰好反应了这个时期文化的全面缺失。
关于讲到知识分子问题，两位嘉宾也谈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那么如何看待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从知识分子因不满意国民党的压迫跟随共产党到最后怀疑共产党，正反应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从30年代的延安一路走来，知识分子比之工农群众的认识，其实是不清醒的，他们越加的难以确认自己的方向，失去了勇气、出现了挫败感；失去了目标、出现了受骗敢。从信仰共产党的自由民主政策到埋怨共产党内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如果更多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知识分子理应多的反思现状问题的根源，追溯革命时期的光明。无论现在的社会是否已杂草丛生、魑魅横行，我们作为知识分子，都要认清历史，认清历史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否则将会在历史上彻底否定自我、埋葬自我……
另外从历史来看，在建党前期知识分子就是党的一部分，包括建党前期的北京上海等处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五大书记也基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党一贯是一脉相承，荣辱与共，相辅相成的，从三四十年代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到建国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都反应了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一部分。也正是有了我们先辈那种建立在知识和智慧和意志上超越小我、融入时代的大责任、大道义才有了革命的无上荣光。
但知识分子也同样具有脱离实践、脱离生产、好高骛远等缺点。这些缺点，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根源。这就要求我们像毛主席一样，与现实、与实践、与工农相结合，把自己植根于群众中，成为有知识有智慧有意志有责任有道义的工农！
本次讲座两位嘉宾侃侃而谈，纵论古今，观众反响非常热烈热烈。讲座结束后，嘉宾也应邀与很多热心听众做了深入的探讨，令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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