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大讲堂本周活动公告（4月26日）
周日（4月26日）讲座
主题：中国改革应该有进有退
主讲人：仲大军（知名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政府和企业顾问。也是当前国内最有影响的社会问题撰稿人之一，每年有几百万字独立思考的文章见诸国内外报刊杂志，其主要著作有《寻找新思路》、《国民待遇启示录——二元结构下的中国》等。）
时间：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下午2：30
地点：乌有之乡书社（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C座1单元901室，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
参加范围：感兴趣者皆可参加。
中国改革应该有进有退
2009年4月26日，乌有之乡请到知名经济观察家仲大军老师做客乌有大讲堂，谈论中国改革进和退的问题。仲老师认为，近几年改革倡导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主要着眼于“破”和“前进”上，其历程是一场历史的回归，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冒进了，过度理想主义了，就应该退，至于退到何处？在退中哪儿还应有进？哪些地方还需要继续建立？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和商榷。我们不能一味退回到封建时代，也不能退回到资本主义时代，可以适当退回到“一大二公”、公有制、大民主时期，但又不能过火。过去，在谈论“文革”，谈论改革开放前30年，都是一竿子打死，都说成是错，一无是处。其实，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并不是“饿死人”的经济，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搞得一团糟，反而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仲老师觉得，年轻人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喜欢靠书本来说话，而不是靠感受来说话，尤其在评判历史、社会、时代或制度好或坏时，切身体验更重要。但自我体验本身也容易被舆论导向误导，造成个人认识的极端化、偏激化，看待问题的态度也会出现扭曲，这就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替谁说话。近年来，中国社会又出现了多种极端的话语，他们倡导社会价值多元化，造成了各派别各执一端，盲人摸象般，各抱各的腿，对社会的真相仍然看不清。看得清时却都是在打仗，攻击、诋毁和谩骂，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如果放开政策搞游行和示威，很容易上升到肢体冲突层面，所以在民主呼声很高的情况下又不敢放开民主。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恢复罢工权、大字报等权利后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理智、民主、平稳的社会了吗？是否会像泰国、台湾和韩国一样会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利争斗？我们所呼吁的政治改革和政体改革，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这些问题，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仍然是前和进，倒和退的问题，但到底要进和退到哪儿，还需要进一步思索。
仲老师认为，从经济领域的所有制结构上看，完全的公有制有点过度理想化，初期也能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激进以后，便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生产遭到了破坏，个人生产的积极性被绞杀。后来，退回到单干，退回到土地承包，土地的产出反而迅猛增加。难道是以生产队为组织单位的集体经济不如靠承包单干发家的个体经济？是集体所有制不好？那也未必，小岗村已认识到个体承包的弊端——土地不能集中，不能搞规模经济，现在又开始恢复集体化，就是最好的证明。仲老师认为，集体主义和公有制的合作形式应该恢复，下一步新农村建设应该总结前60年的经验，找出规律，找到模式，在退和进中健康发展。
从工业上看，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后，便大规模的亏损。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不是经济的产物，而是一个政治的产物。一旦它不再为公，而是为私、为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被特权者利用，大面积的资本主义复辟则成为一种必然。反对私有化的人反而遭到攻击和反对，道路的曲折和复杂性可见一斑，尤其是力量的对比和利益的博弈会让社会矛盾更突出。因此，公有经济成分的多寡，该进还是该退的问题，关系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关系着人民利益能否在制度和政策上得到保障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必需要对少数特权者进行约束。
从道德上看，改革开放后贪污、腐败，弄虚作假之风大盛，自私自利，腐化堕落之门大开。私有化，让人们变得唯利是图，为财是命，过度地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对人的思想的改造，这样势必会造成社会道德的大滑坡、大倒退。毛时代，有一批思想上过硬，道德上绝对高尚的政治队伍。毛时代的改造是把人当作好人、无私的人、友善的人、热心的人、帮助人的人，对那个时代，我们能不怀念吗？今天，我们一门心思装到钱眼里，吃穿不愁了，人际关系怎么样了呢？道德风尚如何呢？从这个方面来讲，改革是一场倒退。当我们追求大目标的路走不通时，就需要回归，回到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一种状态，我们见证过的历史难道不是从这样的实验和尝试中得到发展的吗？
从政治上看，不争论导致了思想界、理论界和宣传界言论的空洞化、空白化和空心化。我们的GDP增加了，却拿不出自己东西来，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物质财富，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回过头来抓精神建设、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整天围着西方转，博洋人的欢心，就能发展经济？好在美国经济危机后，美梦终于破灭了。09年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经济利润指标的回升表明，能撑起中国经济的还是这些没完全私有化的公有经济。我们是否应该从思想、体系、制度上认真地思索一下，中国改革未来的方向在哪儿？把全民所有制变成集团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却让中小企业自生自灭，给个人创业，尤其青年学生创业提供一个不具备任何施展拳脚的空中楼阁，这就叫发展吗？精英集团崛起后，对前30年的反攻倒算，对弱势群体的无情盘剥，对马太效应的极端崇拜，这是对人民大众的大清算、大报复。弱势群体的与经济利益最为生死攸关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他们还能依靠什么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其他权益呢？政治上倒退了，退到了哪儿？该退到哪儿？这一点，必需搞清楚。
仲老师还认为，当革命实践遇到挫折或走不通时，是会出现转弯、变形的，该怎么转，怎么变，仍然是一个退和进的问题。但是最基本的核心不容改变，即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不能变。当精英权贵在博弈中成为人民的主人，当全民利益被权利资本绑架的时候，历史的天平必然会倾向于资本和权贵。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可讲？话语权完全被主流媒体主导和霸占，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被掩盖、淹没，难道我们还不该停一停？不该退一退？中国要建立何种体制和制度？如何找回久违的道德和精神传统？民主建设能否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这些都应该立足于本国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一个真正宽容、自由、多元化的和谐社会，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大、更为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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